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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各地同时举行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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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趁热打铁。8月4日，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田中首相的特使，专程赴沈阳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但他所肩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却不是吊丧，而是游说。在出席葬礼仪式时，林权助未曾与少帅谈论过此事，他认为在人家父亲的葬礼上谈论政治是不礼貌的事。但是，在随后几次对张学良的私人拜访中，这位老牌外交家却撕破了彬彬有礼的面孔，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其态度之蛮横，气焰之嚣张，至今读来，仍令人发指。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他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想必日本友邦不会公然干涉吧！林权助当即大声说道，日本对此已下决心，就是不许你易帜，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也在所不惜。少帅听罢，勃然变色，怒声说道，我的意图，以东三省民心之所向为准，决不能违民意而行事。这时日本方面一位代表大声呼喊，现在不是议论是非的时候，贵总司令如违背田中首相的决议，日本将不惜在东北使用武力。林权助见会谈已陷入僵局，遂拉回话头，打起圆场，表示田中首相希望使东北成为中国最先进、最安全的地区，在这里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有同等的机会经营工商事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这一地区铲陈“共产分子”，同时，也要阻止国民党影响的渗入。他还表示，如果张学良专心维持东北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日本将向他提供顾问，以及其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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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复中，张学良再次表示，在中国统一与否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做违反“中国人民意愿”的事。[25]然而，少帅也表示，他充分认识到在东北保护日本权利的必要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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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之所以对中国统一问题极力干涉，是因为日本感到，它在东北的特权将可能因南北再度联合而受到影响。田中正在致力于保护日本的在华利益和使东北保持对日亲善的立场。传统的日本对华政策通常有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经济扩张；二是在东北这块不同于中国其他部分的特殊地区攫取最高政治和军事利益。军方总是强调实现第二个目标，把东北视为日本的“外围地带”。另一方面，日本在华外交官，包括公使和领事们，则更注重第一个政策，通过现存的条约权利，保证日本的经济利益。只要他们的权利依法得到实现，他们正当的商业活动受到保护，他们就不在乎由谁来控制东北，或东北是否属于中国的一部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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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田中看来，南京国民政府本身已证明，它不能对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予以充分的保护。田中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中国其他地区所呈现的混乱形势扩展到东北来，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的权力和利益就会屈从于中国的排外情绪，这就是田中阻挠中国统一的原因。[28]另一方面，如果国民政府能预见到将有可能失去东北，它就会在对日条约问题上一改过去那种不妥协的立场，对日态度就会变得客气些。所以，日本有必要在东北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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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国的军界人士一直希望能够出现一个独立的东北。关东军的参谋长、北京公使馆中的武官、奉军中的日本顾问们都在敦促东京的陆军部以决心和武力，来贯彻“东方会议精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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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田中本人也曾确信，可以出现一个日本指导下的和平的东北。但是，职业外交家们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对华政策。奉天的林久治郎总领事已预感到东北将不可避免地走到青天白日图案的旗帜下。因此，他建议日本应制定一项国策，以备适应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局面。[31]7月16日，林久治郎宣布，如果张学良愿意遵守有关铁路和其他日本权利的条约条款，那么即使他加入了国民政府，日本也会保证支持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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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学良表示打算拒绝接受条约时，林久治郎开始直接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他7月中旬的警告不仅是针对张学良的，而且也是对蒋介石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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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这种压力下，张学良推迟了与南京的谈判，采取了等等看的策略，没有把自己置于任何不可挽回的地步。[33]7月25日，张学良通告林久治郎，他暂缓与国民党人的谈判。与此同时，少帅致电南京当局，说明他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统一，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干涉，他不得不暂缓这一进程。[34]得知日本人向东北施加压力的消息后，蒋介石尖锐地抨击了这种无理干涉，并呼吁张学良立即接受国民政府的旗帜，接受三民主义原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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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少帅并未中止他与南方的秘密谈判。8月中旬，张学良指示奉天首席代表邢士廉与南方首席代表方本仁（他于8月上旬抵达奉天）一道返回南京，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会谈。[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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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不仅为日本所困扰，同时他也担心苏联的蚕食。8月中旬，苏联和外蒙古在驻扎在黑龙江省海拉尔的呼伦贝尔一带的蒙古军队中进行策反活动，结果蒙军发生叛乱，占领了中东铁路西部的一个火车站。叛军要求呼伦贝尔从中国独立出去，许多在中东铁路公司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们介入了这次叛乱。兵变持续了三个多月，最后被黑龙江新任督办万福麟将军镇压下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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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煽动和日本的威胁都没能阻止少帅与南方统一的决心。他很可能已经摸清了，日本人就是谋杀他父亲的元凶，故心底燃烧着复仇的烈火。皇姑屯的爆炸声炸碎了他心中存留的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严酷的事实使他体会到，不能再走他父亲的老路。老帅一生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于委蛇，既不甘心卖身投靠，做日本人的奴才；又不得不曲意逢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扩大自己的势力。尽管他左右逢源，从不公开得罪日本人，其结果仍不免惨遭毒手，令人心寒。如今父仇未报，自己却事事受仇人钳制、胁迫，还不得不赔着笑脸，在父亲的葬礼上与杀父仇人假意周旋。面对林权助的威逼恫吓，少帅悲愤交加，背地里潸然泪下。[38]他把杀父之仇藏于心底，同时，他也从心底萌生出一个决心：要想改变东北和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使东北与自己的祖国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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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的愿望也许在少帅决心与南方统一的过程中并未起到主要作用，但至少有助于使他认识到日本人对东北的狼子野心。看来日本对中国统一运动的阻挠是彻底失败了，其代价是惨重的，它不但就要失去东北，而且它还重新引起了遍及中国的经济抵制。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日中贸易持续萎缩。[39]此外，日本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引起了其他列强大国的疑虑，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确信，日本干涉背后的真正意图，是要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自治政府。[40]这一干涉行为同样招致了日本本国政治反对派的尖锐批评，芳泽公使曾经指出，田中内阁对东北的政策，即使是第三国也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粗暴的。[41]所有这些情况与日本的愿望恰好相反，结果，反倒使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合法的中国政府。田中内阁害怕日本外交出现孤立局面，故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的强硬政策稍有松缓。[42]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缓和了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立场。1928年8月中旬，蒋介石宣布，只要日本当局对东北不抱有任何领土要求，国民政府将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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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此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以及桂系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44]蒋介石联合西山会议派和其他保守派，[45]与各个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张学良获悉这一局势之后，告诫其东北同僚，在他们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一定要谨慎行事，以免一不小心卷入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之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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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听说蒋介石有可能出任行政院长，田中首相给他发了一封私人贺电，其中表示他希望新院长能致力于改善日中关系。田中还建议蒋介石派遣特使前往东京商讨有关事宜。9月末，蒋派张群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日，表示他愿意着手讨论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日关系开始缓慢地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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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次年1月，张学良（前排右四）和张作相（右五）、万福麟（右二）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右三为国民政府监誓人方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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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对国民党来说，标志着国民革命“训政时期”的开始，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为训政时期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蒋介石为该组织的最高领袖。10月3日，经过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的激烈争论，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47]当时南北调和尚未完全取得，这无疑是一种笼络之计。与此同时，蒋催促张学良接受正在组建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蒋介石为了保证得到张学良对其阵营的支持，准备在易帜谈判中提出对他们颇具吸引力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少帅决定，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最后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张同意了蒋的提议，他的谈判代表们则着手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与南京政府达成最后协议。7月间，谈判的主要问题就是以何种方式任命和组建东北政治机构，以及热河的未来归属问题。最后，国民政府同意了东北方面的意见；原东三省的高级官员在易帜以后职位不变，仍是国民党在东北建立的政府机构中的高级官员。由东北向南京派驻一组观察员，研究学习党务，然后再回到东北，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此外，热河正式划归张学良管辖，成为东北的第四个省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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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16日，张学良派胡若愚赴南京安排处理有关统一的最后事宜。至此，南北统一问题遂成定局。本着中央地方分治合作的精神，东北的所有内政事务，南京政府概不过问，但外交权原则上收归中央。10月28日，南京政府致电少帅，未来有关东北的所有外交谈判事务，当由南京中央政府全权处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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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比原计划提前三天，张学良宣誓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和平内附于中华民国，在东北大本营奉天降下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50]第二天，蒋介石任命少帅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随后，就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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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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