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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煽动和日本的威胁都没能阻止少帅与南方统一的决心。他很可能已经摸清了，日本人就是谋杀他父亲的元凶，故心底燃烧着复仇的烈火。皇姑屯的爆炸声炸碎了他心中存留的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严酷的事实使他体会到，不能再走他父亲的老路。老帅一生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于委蛇，既不甘心卖身投靠，做日本人的奴才；又不得不曲意逢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扩大自己的势力。尽管他左右逢源，从不公开得罪日本人，其结果仍不免惨遭毒手，令人心寒。如今父仇未报，自己却事事受仇人钳制、胁迫，还不得不赔着笑脸，在父亲的葬礼上与杀父仇人假意周旋。面对林权助的威逼恫吓，少帅悲愤交加，背地里潸然泪下。[38]他把杀父之仇藏于心底，同时，他也从心底萌生出一个决心：要想改变东北和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使东北与自己的祖国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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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的愿望也许在少帅决心与南方统一的过程中并未起到主要作用，但至少有助于使他认识到日本人对东北的狼子野心。看来日本对中国统一运动的阻挠是彻底失败了，其代价是惨重的，它不但就要失去东北，而且它还重新引起了遍及中国的经济抵制。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日中贸易持续萎缩。[39]此外，日本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引起了其他列强大国的疑虑，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确信，日本干涉背后的真正意图，是要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自治政府。[40]这一干涉行为同样招致了日本本国政治反对派的尖锐批评，芳泽公使曾经指出，田中内阁对东北的政策，即使是第三国也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粗暴的。[41]所有这些情况与日本的愿望恰好相反，结果，反倒使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合法的中国政府。田中内阁害怕日本外交出现孤立局面，故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的强硬政策稍有松缓。[42]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缓和了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立场。1928年8月中旬，蒋介石宣布，只要日本当局对东北不抱有任何领土要求，国民政府将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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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此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以及桂系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44]蒋介石联合西山会议派和其他保守派，[45]与各个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张学良获悉这一局势之后，告诫其东北同僚，在他们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一定要谨慎行事，以免一不小心卷入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之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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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听说蒋介石有可能出任行政院长，田中首相给他发了一封私人贺电，其中表示他希望新院长能致力于改善日中关系。田中还建议蒋介石派遣特使前往东京商讨有关事宜。9月末，蒋派张群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日，表示他愿意着手讨论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日关系开始缓慢地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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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次年1月，张学良（前排右四）和张作相（右五）、万福麟（右二）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右三为国民政府监誓人方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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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对国民党来说，标志着国民革命“训政时期”的开始，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为训政时期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蒋介石为该组织的最高领袖。10月3日，经过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的激烈争论，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47]当时南北调和尚未完全取得，这无疑是一种笼络之计。与此同时，蒋催促张学良接受正在组建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蒋介石为了保证得到张学良对其阵营的支持，准备在易帜谈判中提出对他们颇具吸引力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少帅决定，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最后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张同意了蒋的提议，他的谈判代表们则着手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与南京政府达成最后协议。7月间，谈判的主要问题就是以何种方式任命和组建东北政治机构，以及热河的未来归属问题。最后，国民政府同意了东北方面的意见；原东三省的高级官员在易帜以后职位不变，仍是国民党在东北建立的政府机构中的高级官员。由东北向南京派驻一组观察员，研究学习党务，然后再回到东北，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此外，热河正式划归张学良管辖，成为东北的第四个省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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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16日，张学良派胡若愚赴南京安排处理有关统一的最后事宜。至此，南北统一问题遂成定局。本着中央地方分治合作的精神，东北的所有内政事务，南京政府概不过问，但外交权原则上收归中央。10月28日，南京政府致电少帅，未来有关东北的所有外交谈判事务，当由南京中央政府全权处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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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比原计划提前三天，张学良宣誓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和平内附于中华民国，在东北大本营奉天降下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50]第二天，蒋介石任命少帅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随后，就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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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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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政东北之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毅然决定易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件事对年仅28岁的张学良来说，是颇为不易的。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曾使他左右为难，心力交瘁，但他终于在内部力排亲日保守派的种种阻挠非议，在外部顶住了日本人的百般利诱威逼、警告恫吓，使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最后飘扬在关外东北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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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不仅使国内为之欢欣鼓舞，国际上也为各方瞩目，这无疑是中国内政外交的一大胜利。一方面，它结束了东北长期以来暧昧不明的身份，使得环伺东北，觊觎其主权的东西两大列强，尤其是强横的日本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它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统一，尽管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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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之后，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其巧取豪夺的野心，只是在形式上有所改变，由原来觊觎其版图主权，转为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田中内阁在阻挠东北易帜的问题上失败之后，便集中精力迫使张学良解决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所谓“满蒙悬案”，本是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遗下的祸根，[51]其中除了商租地、开矿权等特权之外，主要是日本在东北及蒙古东部的修筑铁路的特权。张大帅执政东北时期，采取其著名的“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对日外交，致使日本人始终未能如愿。对此，张作霖颇为自豪，他曾于1923年向美国孟禄博士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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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的张学良。看着是英姿飒爽，等待他的却是灾难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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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张作霖没别的能耐，但替国家守护这点土地，还敢自信，日本人费莫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一条也没得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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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倒戈事件之后，张作霖深受日本控制交通命脉之苦，不顾中日有约在先，[53]擅自修筑了两条与日本南满铁路相平行的铁路，打破了日本扼制东北咽喉的局面。日本遂以中国“违约”为借口，要求张作霖同意由日本在东北出资修筑五条铁路。张作霖一来被不平等条约束住了手脚，无力招架；二来在平定郭松龄倒戈之中，深得日本之助，欠人家的情，有口难言。张作霖被逼无奈，只得故伎重施，私下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但拒绝签署任何正式文件，只是与日方订立私人密约，而在各种公开场合则反对出让任何筑路特权。田中首相深知张作霖的这套软磨硬泡的把戏，坚持要将密约换成正式文件。张作霖装聋作哑，一拖再拖。直到1928年6月，奉军全线崩溃，张作霖准备放弃北京，撤回关外的前夕，芳泽公使再度拜会大帅，甚至以武力要挟，逼迫张大帅换文签字。张作霖怒不可遏，大骂日本人趁火打劫，不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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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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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终于不耐烦了，军界的对华强硬派早就认为，为伸张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并认为与张作霖谈判也是无济于事的。[55]于是，他们便一手策划了皇姑屯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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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死后，日本人又把父亲拒绝偿还的账算在了儿子头上。少帅主政东北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借祝贺他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机，又提出了铁路交涉问题。少帅采取了老帅的惯用手法，以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浪潮为借口，继续拖延此事。此后，当东北易帜已成定局之时，张学良就掌握了对付日本人的有效手段，因为国民政府早有宣言，有关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这样，少帅便把昔日使老帅寝食不安、忧心如焚的满蒙悬案问题推个一干二净。而日本人鉴于国民政府1927年的宣言，[56]自知理亏，有口难言，因而始终没有将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提向中央政府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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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坚持易帜之举，可谓用心良苦，意义深远，对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张学良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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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日本方面派曾经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拜会张学良，试图对铁路交涉问题做最后的努力。张学良宣称：有关铁路问题的谈判权已上交中央政府，拒绝与日方直接谈判。町野在少帅那里碰了钉子之后，遂与东北的实力派人物杨宇霆进行了密谈，据说二人已准备就协商的问题发表声明。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张学良以阻挠统一，企图谋反的罪名，处决了杨宇霆及其同党常荫槐。[57]杨、常的死因，固然极其复杂，世人说法不一，但林久治郎总领事却认为，这是张学良关于铁路问题向日本所做的最后通牒。[58]至此，日本对少帅已彻底绝望，看来满蒙权益的伸张除武力解决以外，已别无他途。因此，易帜前后的东北铁路交涉问题，遂成为日后“九一八”事变的远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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