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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死后，日本人又把父亲拒绝偿还的账算在了儿子头上。少帅主政东北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借祝贺他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机，又提出了铁路交涉问题。少帅采取了老帅的惯用手法，以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浪潮为借口，继续拖延此事。此后，当东北易帜已成定局之时，张学良就掌握了对付日本人的有效手段，因为国民政府早有宣言，有关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这样，少帅便把昔日使老帅寝食不安、忧心如焚的满蒙悬案问题推个一干二净。而日本人鉴于国民政府1927年的宣言，[56]自知理亏，有口难言，因而始终没有将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提向中央政府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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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坚持易帜之举，可谓用心良苦，意义深远，对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张学良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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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日本方面派曾经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拜会张学良，试图对铁路交涉问题做最后的努力。张学良宣称：有关铁路问题的谈判权已上交中央政府，拒绝与日方直接谈判。町野在少帅那里碰了钉子之后，遂与东北的实力派人物杨宇霆进行了密谈，据说二人已准备就协商的问题发表声明。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张学良以阻挠统一，企图谋反的罪名，处决了杨宇霆及其同党常荫槐。[57]杨、常的死因，固然极其复杂，世人说法不一，但林久治郎总领事却认为，这是张学良关于铁路问题向日本所做的最后通牒。[58]至此，日本对少帅已彻底绝望，看来满蒙权益的伸张除武力解决以外，已别无他途。因此，易帜前后的东北铁路交涉问题，遂成为日后“九一八”事变的远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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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罗尔皇子，指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卡罗尔二世（1893—1953）是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的长子，是20世纪欧洲最富争议和传奇色彩的君王。他为了一个女人先是放弃了王位继承权，后以政变的方式夺回王位。在位期间，生活放荡，挥金如土，受到国民唾弃。被迫退位时，带着情妇和一列装满王室珍宝的列车逃到南美，最后定居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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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筱园：《皇姑屯惨案与奉天易帜》，载《国闻周报》，1936年8月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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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张学良前引书《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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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M.凯瑟林-哈蒂（G.M.Cathorne-Hardy）：《国际事务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英国，伦敦，1952年，第253页。保尔• H.克雷蒂（Paul H.Clyde）：《远东》（The Far East），1958年，第546页。中文资料请见王卓然前引书，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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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入江昭（Akira I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1961年，第1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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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入江昭（Akira I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1961年，第1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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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入江昭（Akira I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1961年，第1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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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入江昭（Akira I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1961年，第1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第37页。另见《华北通报》，上海，1928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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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前引文《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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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闻周报》，1928年6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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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原载《民报月刊》，香港，第156号，1978年12月，第67—68页。另有资料表明，起初冯玉祥和桂系军阀主张国民军乘胜进军，而阎锡山和蒋介石倾向于停止军事行动，与东北将领达成妥协。见《益世报》，1928年6月20日，前引文《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5页；司马桑敦前引文，载1973年7月，第69页。但是，经过与东北代表会晤后，李宗仁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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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闻周报》，1928年6月2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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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驻华公使麦克•穆雷致国务卿凯洛格的电文（Macmurray to Kellog），1928年7月3日，美国国家档案馆（以下简写USNA）893•00/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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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前引文《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8页。另见司马桑敦等前引书《张老帅与张少帅》，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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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吉林的一位教师写的请愿书曾刊登在《国闻周报》，1928年7月1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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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季前引书，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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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罗家伦前引书，第21卷，第1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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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益世报》，192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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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一时期，中国的各家报纸均刊登了这些条件，它们也可见于6、7月间签发的各种外交和军事电文中。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林久治郎致田中的电文，1928年6月26日和7月9日。另见麦克•穆雷致凯洛格的电文，1928年7月3日，USNA893•00/10127。穆尔（Myers）致凯洛格的电文，1928年7月6日，USNA893•00/10168。另见《华北通报》，1928年6月20日和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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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穆尔致凯洛格的电文，1928年7月27日，USNA893•00PR奉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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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宽志、岛田俊彦：《满洲事变》，日本，东京，1962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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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前引文《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7页。另见穆尔致凯洛格的电文，1928年7月27日，USNA893•00PR奉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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