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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01 郭松龄倒戈事件之后,张作霖深受日本控制交通命脉之苦,不顾中日有约在先,[53]擅自修筑了两条与日本南满铁路相平行的铁路,打破了日本扼制东北咽喉的局面。日本遂以中国“违约”为借口,要求张作霖同意由日本在东北出资修筑五条铁路。张作霖一来被不平等条约束住了手脚,无力招架;二来在平定郭松龄倒戈之中,深得日本之助,欠人家的情,有口难言。张作霖被逼无奈,只得故伎重施,私下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但拒绝签署任何正式文件,只是与日方订立私人密约,而在各种公开场合则反对出让任何筑路特权。田中首相深知张作霖的这套软磨硬泡的把戏,坚持要将密约换成正式文件。张作霖装聋作哑,一拖再拖。直到1928年6月,奉军全线崩溃,张作霖准备放弃北京,撤回关外的前夕,芳泽公使再度拜会大帅,甚至以武力要挟,逼迫张大帅换文签字。张作霖怒不可遏,大骂日本人趁火打劫,不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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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03 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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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05 日本人终于不耐烦了,军界的对华强硬派早就认为,为伸张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并认为与张作霖谈判也是无济于事的。[55]于是,他们便一手策划了皇姑屯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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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07 大帅死后,日本人又把父亲拒绝偿还的账算在了儿子头上。少帅主政东北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借祝贺他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机,又提出了铁路交涉问题。少帅采取了老帅的惯用手法,以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浪潮为借口,继续拖延此事。此后,当东北易帜已成定局之时,张学良就掌握了对付日本人的有效手段,因为国民政府早有宣言,有关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这样,少帅便把昔日使老帅寝食不安、忧心如焚的满蒙悬案问题推个一干二净。而日本人鉴于国民政府1927年的宣言,[56]自知理亏,有口难言,因而始终没有将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提向中央政府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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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09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坚持易帜之举,可谓用心良苦,意义深远,对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张学良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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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11 1929年1月,日本方面派曾经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拜会张学良,试图对铁路交涉问题做最后的努力。张学良宣称:有关铁路问题的谈判权已上交中央政府,拒绝与日方直接谈判。町野在少帅那里碰了钉子之后,遂与东北的实力派人物杨宇霆进行了密谈,据说二人已准备就协商的问题发表声明。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张学良以阻挠统一,企图谋反的罪名,处决了杨宇霆及其同党常荫槐。[57]杨、常的死因,固然极其复杂,世人说法不一,但林久治郎总领事却认为,这是张学良关于铁路问题向日本所做的最后通牒。[58]至此,日本对少帅已彻底绝望,看来满蒙权益的伸张除武力解决以外,已别无他途。因此,易帜前后的东北铁路交涉问题,遂成为日后“九一八”事变的远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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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13 [1]卡罗尔皇子,指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卡罗尔二世(1893—1953)是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的长子,是20世纪欧洲最富争议和传奇色彩的君王。他为了一个女人先是放弃了王位继承权,后以政变的方式夺回王位。在位期间,生活放荡,挥金如土,受到国民唾弃。被迫退位时,带着情妇和一列装满王室珍宝的列车逃到南美,最后定居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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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15 [2]筱园:《皇姑屯惨案与奉天易帜》,载《国闻周报》,1936年8月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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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17 [3]见张学良前引书《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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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19 [4]G.M.凯瑟林-哈蒂(G.M.Cathorne-Hardy):《国际事务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英国,伦敦,1952年,第253页。保尔• H.克雷蒂(Paul H.Clyde):《远东》(The Far East),1958年,第546页。中文资料请见王卓然前引书,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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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21 [5]入江昭(Akira I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1961年,第1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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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23 [6]入江昭(Akira I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1961年,第1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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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25 [7]入江昭(Akira I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1961年,第1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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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27 [8]入江昭(Akira I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1961年,第1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第37页。另见《华北通报》,上海,1928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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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29 [9]前引文《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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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31 [10]《国闻周报》,1928年6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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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33 [11]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原载《民报月刊》,香港,第156号,1978年12月,第67—68页。另有资料表明,起初冯玉祥和桂系军阀主张国民军乘胜进军,而阎锡山和蒋介石倾向于停止军事行动,与东北将领达成妥协。见《益世报》,1928年6月20日,前引文《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5页;司马桑敦前引文,载1973年7月,第69页。但是,经过与东北代表会晤后,李宗仁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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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35 [12]《国闻周报》,1928年6月2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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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37 [13]驻华公使麦克•穆雷致国务卿凯洛格的电文(Macmurray to Kellog),1928年7月3日,美国国家档案馆(以下简写USNA)893•00/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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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39 [14]前引文《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8页。另见司马桑敦等前引书《张老帅与张少帅》,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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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41 [15]吉林的一位教师写的请愿书曾刊登在《国闻周报》,1928年7月1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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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43 [16]王季前引书,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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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45 [17]罗家伦前引书,第21卷,第1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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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47 [18]《益世报》,192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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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00349 [19]这一时期,中国的各家报纸均刊登了这些条件,它们也可见于6、7月间签发的各种外交和军事电文中。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林久治郎致田中的电文,1928年6月26日和7月9日。另见麦克•穆雷致凯洛格的电文,1928年7月3日,USNA893•00/10127。穆尔(Myers)致凯洛格的电文,1928年7月6日,USNA893•00/10168。另见《华北通报》,1928年6月20日和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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