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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当日本人终于从山东撤兵之后，冯玉祥便以其近水楼台的条件，准备占领这个省的北半部。不料蒋介石却捷足先登，抢在了冯玉祥的前面。蒋的行动激怒了这位粗犷鲁莽的西北大汉，他为了实行报复，调兵遣将，将他的国民军部署在山西与河北交界一带，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与此同时，他还发布通电，谴责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意欲成为中国的独裁者。[5]蒋介石自然不甘示弱，他收买了冯玉祥的两个部下石友三和韩复榘，然后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令讨伐，要对冯玉祥实施军事惩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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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蒋冯之间的一场大战几乎是不可避免了。但是，冯玉祥突然转变了态度，1929年10月，冯放弃其统帅地位，打算出国而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然而蒋介石不想宽恕冯将军，冯的退让，激发了蒋的雄心，他要对北方的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发动一次进攻，意在最终彻底消灭这一隐患。正当此时，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介入其中，他也曾有过与冯玉祥同样的遭遇，当张作霖迫于北伐军的压力，撤兵关外以后，阎锡山的军队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阎随即任命大批官员，接收了北平和天津，准备将这一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谁知来自山西派的官员们在天津一带开府办公没几天，就被南京国民政府派来的接收大员们挤走，阎锡山扩充地盘的念头落了空，自然对蒋介石怨恨交加，开始提防。现在，看到蒋介石已准备对冯玉祥下手了，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预见到下一个便该轮到自己头上。于是，他站在冯玉祥的一边，采取联冯抗蒋的战略方策，宣布如果冯要离开中国，他也将与冯玉祥同去，我们将手挽着手周游世界。这无疑是警告蒋介石，如果他想消灭冯的国民军，那就必须首先打败他阎锡山的军队。[7]听说阎锡山已决意与冯玉祥联合，蒋介石急忙赶到北平，经过与阎锡山的会晤，蒋介石不仅取消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而且还恢复了冯玉样对其军队的指挥权，甚至还批准中央政府给冯拨款作军饷。然而，这一举动并未能打动阎、冯之心，他们已决定与蒋介石逐鹿中原，争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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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蒋介石此时决心要扩大和集中自己的控制力。这种企图不仅意味着要消灭所有的军事反对派，而且也要清除国民党内异己的、政见不同的反对派。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许多与蒋介石意见不合的国民党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是由蒋介石所控制的中央派指定的。蒋介石的行为激起党内众多的反对。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组成一个同盟，反对蒋介石企图使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变成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8]蒋介石一方面全力应付来自党内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动员自己的嫡系武装，迎接汪精卫的支持者张发奎将军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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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前，冯玉祥的部队在潼关红场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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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19日，正值国民党左派即改组派与蒋介石之间斗争方酣之际，宋哲元将军以冯玉祥麾下27名将领的名义，发布联合讨蒋檄文，要求冯玉祥和阎锡山领衔发动一场讨蒋战争。蒋介石针锋相对，立即下令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战斗于10月中旬在冯的军队集结的河南平原上打响。[9]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南北之间的一场大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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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为扭转被动局面，打破僵局，蒋介石请求停火，并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阎于11月5日接受任命就职，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倒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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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9月间，冯玉祥与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的追随者）发生了接触。虽然改组派与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只要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占领足够的势力范围，以建立一块反蒋基地，他们就不会对与北方军阀结盟发生太大的兴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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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929年9月17日，汪精卫在广东军队中的支持者张发奎将军公开谴责蒋介石，并吁请汪精卫立即由欧洲回国。[12]张发奎公开要求以汪代蒋，担任国民党领导人。在发布了讨蒋檄文以后，张发奎在他部队驻扎的地方河北和河南发动了讨蒋战争。此后不久，改组派发布宣言，谴责蒋介石及其政府是独裁的、腐败的和非法的，是人民的败类。[13]阎锡山乘机向蒋介石发难，于1930年2月10日致电蒋介石，建议与蒋介石“联合辞职”。[14]蒋介石对阎锡山的要求不予理会。于是，阎锡山下令他的晋军向山东和河南的蒋介石部队进攻。至此，民国以来军阀间空前惨烈的大厮杀在中国腹心地带展开，史称“中原大战”。可怜的中国，刚刚“统一”了一年，便又陷入了军阀混战、战祸连天的厄运之中。战争开始后，阎锡山邀请各方反蒋势力领袖集会山西省会太原，商讨大事，此后不久，他便在北平召开一次扩大会议。[15]这次会议包括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或叫改组派的军政领袖，以及西山会议派，即国民党右派。各派政治集团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反蒋这面共同的旗帜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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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劲敌“改组派”，成功策动阎锡山等地方军事领袖发动“中原大战”，实行军事反蒋；另一方面又联合“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系，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北平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立，从而爆发国民党创党以来最大规模的文武斗。图中前排右三为阎锡山，右二为汪精卫，右四为“西山会议派”领袖谢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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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民党中央最高机构和新政府，并且要重新组建军队。1930年3月15日，57名将领集会太原，发表通电，一致拥护阎锡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冯和李分别宣誓就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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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在继续蔓延，关内各主要军事集团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中原逐鹿之争。蒋介石集团凭借其精良的装备、训练有素的中央精锐之师，起初似乎对那些七拼八凑的地方武装颇有不屑一顾之意。但逐渐意识到绝不可低估他的对手，因为他们几乎包括了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国内的强有力人物和军事力量。战场上的局势最能反映双方力量的对比状况，那就是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一时战事呈僵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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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尚未介入关内冲突，拥重兵于关外的张学良的地位骤然突出起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内各界的密切关注。事情很明显，旗鼓相当的双方，谁赢得了少帅的支持，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甚至就能赢得整个中国。所以，从这场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开始之日，南京和北方军阀便都盯上了少帅，千方百计地争取他的支持。双方都不惜对少帅封官许愿，阎和冯许以张学良有名无实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他们的意思是，如果少帅不接受他们的劝诱，至少也要仍旧远离中原是非之地，在关外严守中立。当然，他们更希望他能率东北劲旅入关，发挥积极的军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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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蒋介石也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为诱饵，并派张群将委任状送到奉天，要把少帅拉到自己阵营中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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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张学良犹豫不决，采取中立观望的立场。他不相信国民党，害怕中央政府有朝一日会剥夺他在东北的最高权力；同样，他更不愿与他父亲的老对手冯玉祥之辈结盟。还有苏联，刚刚过去的“中东铁路事件”使他心有余悸，[19]他怕俄国人会乘机让共产主义在东北落地生根；更可怕的是日本，这个虎视眈眈的强邻一刻也未打消它对东北的野心。此外，东北在当时是中国最繁荣而稳定的地区，因此，他不能为积极参加内战，而冒因小失大之危险。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使他对双方所献的殷勤都没抱什么好感。他宁愿暂作壁上观，使这场内战处于僵持状态。这种形势有利于加强他的地位，这样，在这场权力的多边之争中，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筹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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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9年5月初，听说北方军阀准备成立军事联盟，少帅便决定联合其他东北将领，谴责冯玉祥。[21]少帅对中原内战的第一个公开反应，是于1930年3月1日向交战双方发表通电。在这份通电中，少帅指出，尽管蒋阎二人在关于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问题上政见不同，但双方都应认识到，武装冲突、国家分裂是绝对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他恳请双方珍惜统一大局，各自退让，罢兵息争。在另一份私人电报中，张学良分别警告蒋介石和阎锡山，目前东西列强环伺中国，在这个紧要关头重燃内战之火，可能会招致苏联的入侵。张学良告知南京和太原，苏联政府正在中苏边境一线集结军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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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左）和傅作义会谈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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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军政官员对这些问题，与少帅意见并不完全一样。譬如，在讨论东北对中原战争的态度的高级军政首脑会议上，所有先大帅时期的少壮派都倾向于支持北方同盟；而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老派则主张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23]这种局面曾一度束缚了他的手脚，也阻碍了他入关称雄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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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末开始，张学良成了中国政坛上最受欢迎的人物。两大敌对阵营纷纷向少帅大献殷勤。奉天城里，南来北往的使者说客，摇唇鼓舌，频频活动。双方代表都声称自己获得了成功，但在公开场合却都拒绝承认，因为少帅此时仍闪烁其词，对任何一方都没做肯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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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初，张学良的名字没有在列有阎锡山及其麾下40名将领和政界人士的通电上出现，这引起了外界的普遍猜疑。人们纷纷揣测，少帅可能不支持阎锡山。此外，许多亲南京的政治观察家确信，张学良最终必将站到蒋介石一边，其主要原因就是一方面存在着俄国侵略东北的威胁，另一方面存在着日本对少帅的压力。当此外患迫近的紧要关头，少帅似乎意识到中国国内和平统一的意义，因为只有保持统一，才能形成抵御外侮的联合阵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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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此时，阎锡山最得力的将领之一傅作义将军访问了奉天。他对记者们说，少帅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阎锡山的事业。由于少帅和许多东北军政要人都很敬重傅作义的为人，故他的声明引起了南京方面的恐慌。与此同时，少帅的私人高级秘书王树翰恰巧到了太原。南京方面认为，此举显然是奉天与太原之间已开始谈判。这个消息促使南京急忙往奉天增派代表，除了正式代表吴铁城以外，1930年春，张群先生也被派往奉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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