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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顺乎民意，终止无价值的国内纷争，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建设。内乱初现之时，学良曾于3月1日电请双方息兵言和，讵料本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开战七个多月以来，战祸连天，民生涂炭，学良至感遗憾。如听任目前之局势继续发展，国家无疑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学良不忍目睹同胞陷于水火之中，故决定，尽学良之所能，重建国内和平，拯救人民于兵连祸结的灾难之中，制定国家民族持久繁荣之计。为此目的，我们此后将信赖中央政府。学良将不遗余力，以苏民困，挽回国家日益下降的国际声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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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电文在立场上言辞朦胧，没有包括张学良打算如何调停的具体意图，但是，就在第二天，1930年9月19日，东北军接到开赴天津的动员命令。这一有利于蒋介石的军事干预行动确实给了北平新组建的反对派政府以最后的致命打击。少帅命王树常和于学忠将军统率十多万东北精锐之师浩浩荡荡开进河北省。这是奉军第四次入关。但是，这一次与过去三次有所不同。老帅时代，奉军三次入关，为的是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结果，加剧了中国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次少帅率东北军挥师南下，虽不能完全排除军阀所固有的个人野心，但与一般旧军阀不同，张学良确实有意实现国内和平，促成中国早日统一。从少帅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上来看，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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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张学良的军队开始动员的消息，反蒋同盟便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了。阎锡山立即宣布辞去新组建的反对派政府主席的职务。其后不久，在天津和北平任职的所有山西官员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位。[40]新政府的官员，包括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也纷纷从北平撤到太原。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曾经率先发起组建反对派新政府，此刻也不得不凄楚而又愤愤不平地告别北平。临行之前，在一些日本报纸争相刊载的记者招待会上，汪对少帅的和平纲领表示强烈的愤慨。他宣称，如果奉天真心想和平解决南北之间的冲突和麻烦，他本人倒愿意合作。然而，汪补充道，现在奉天已经诉诸武力，我们便只有撤离北平，退避太原了。[41]汪精卫的政治理想落了空，此后，他便对少帅产生了难以化解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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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乘火车火速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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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是反蒋联军土崩瓦解的关键之所在。[42]北方军阀联军失败以后，张学良对他们并未斩尽杀绝，像对待郭松龄倒戈部队一样，少帅对阎、冯的将领和军队，也表现出不念前嫌、宽宏大量的气度，对反蒋联军的主帅阎锡山亦是如此。据日文资料记载，少帅曾要求南京仍准许阎留在山西，但蒋介石不以为然，他坚持阎锡山必须出走国外。[43]也许蒋介石的用意在于，只有阎锡山的出走，世人才会相信他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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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阎、冯之间的斗争结束了。在这场为时半年多的中原大战中，双方参战兵力多达百余万人，死伤将士约三十多万。[44]交战双方竭尽全力，战况空前惨烈。至于战争给国家财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一位美国作家描绘这场战争是民国史上流血最多、代价最大的内战。[45]写到这里，笔者不胜感慨。试想，如果把这场战争的人力和物力留到次年，用来抵御日本人对东北的侵略，中国的面目定会为之一新。遗憾的是，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们打内战不惜血本，抵御外侮却唯恐牺牲，致使国弱民穷，山河破碎，备受强邻欺凌。多灾多难的中国，确实令人感到难过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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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张学良（前排右二）在沈阳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典礼，地位仅于蒋介石之下，成为国民政府掌握军权的“第二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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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的军队已占据了河北的所有战略要地，蒋介石的部队则驻在外围。南京政府决定，有关华北的善后问题，均由张学良负责。同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少帅最信任的两个将军主持华北军政大局，于学忠被委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其他军政官员，一律由少帅推荐，由南京发给委任状。[46]10月9日，张学良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47]正式委任仪式在奉天举行，张群和吴铁城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了就职典礼。[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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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反蒋同盟本来与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实力不相上下，势均力敌。但是，由于张学良的介入，使力量的均衡发生了变化。东北军队占领了平津地区，阎、冯的军队一败涂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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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张学良最终决定干预关内军阀的政治斗争，同蒋介石结成联盟？多种迹象表明，逐渐改变少帅的态度，使之从中立倒向亲蒋立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与一般旧军阀不同，他珍惜和维护国家统一。他反对任何人企图建立独立的北方政府。他从来不赞成两个政府分庭抗礼或使中国分裂割据。正因为如此，他才毅然决定易帜，放弃其得天独厚的独立条件，使东北归附民国中央政府。况且，考虑到日本和苏联对东北的压力，他此刻也急需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作后盾。事实上，在1930年6月，奉天还传闻，只要阎、冯两位将军将他们的举动限制在军事活动以内，不在北方成立任何独立政府，东北就不会干涉关内的政治局势。[50]然而，就在北平建立起反对派政府之后，少帅与阎锡山之间的亲密关系才突然紧张起来。[51]我们必须记住，少帅当时常说的“列强环伺”并非一句空话。中东铁路事件之后，苏联陈兵边境，虎视眈眈，中苏关系极为紧张。日本因满蒙铁路权益不得实现，怨气冲天，关东军在东北屡造事端，猖狂已极。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迫切需要蒋介石的支援，来抵抗苏俄的阴谋和日本对东北的野心。[52]张学良意识到，只有反苏反日、亲英美的南京政府才能给予他这种支持，而与日、俄两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阎、冯二人是绝不会提供这种援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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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张学良主观上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外，还有外部的因素影响着少帅倾心于南京。当张学良在北戴河消夏之时，英国公使迈尔斯•兰普森先生显然也是以度假为名来到那里。这样，英国公使便有机会与少帅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兰普森告诉他，尽管南京不一定是个好政府，但总比完全没有政府要好。这次谈话使张学良对阎、冯二人失去了信心，而南京政府至少已有了一个开端。因此，他开始盼望南京尽快取胜，并愿意在关键时刻插上一手，对阎、冯予以“致命的一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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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外部原因是其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的劝告，他认为阎锡山、冯玉祥之流属于中国旧军阀一类，保守反动。他希望少帅帮助蒋介石打败他们之后，规劝蒋在中国实行开明、自由的政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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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也是促使张学良与蒋结盟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报道，某些与阎、冯在北平建立反对派政府的国民党左派成员曾经宣称，一俟北方联盟取得胜利，他们便打算与苏联完全恢复外交关系。[55]除了这些动向以外，来自哈尔滨的消息说，苏联拒绝与中国代表团就“中东铁路事件”善后问题开始正式谈判，除非赴莫斯科的东北籍中国代表莫德惠放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同意作为奉天行政区的代表单独谈判。苏联政府的这种企图，目的在于阻止东北军队挥师南下，入关助蒋。东北的中立立场对苏联有利，因为他们盼望强烈敌视他们的蒋介石政权垮台，期望北方新政权将会更友好一些。[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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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1875—1946），澳大利亚新闻记者。曾任孙中山私人顾问。1911—1919年任上海《远东时报》月刊编辑。1920年任北洋政府顾问，1928年被张学良聘为私人顾问。1933—1934年随张学良赴欧洲考察。1934年转任蒋介石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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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苏联警告张学良，如果他派兵入关助蒋，他们将出面干涉。[57]然而，当东北军队进军河北，接管关内一系列战略城市之后，苏联当局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相反，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首脑加拉罕宣布，苏联打算就有关中东铁路问题与中国方面在莫斯科举行正式会谈。这一提议几乎与奉天决意站在蒋介石一边出面调停同时出现，在许多人看来，似乎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中国方面普遍认为，当苏联获悉了奉天将为南京出面干预之后，修改了它的对华政策，因为东北出兵将意味着北平阎、冯、汪联合政府的垮台。另一方面，张学良在努力争取尽早了结与苏联政府纠缠不休的问题。由于中、苏在中东铁路上的争议，大批东北军队不得不驻守在东北的中东铁路沿线交界地带。张学良意识到，除非帮助蒋介石，实现国家和平和统一，否则苏联可能会继续拖延莫斯科会谈的日期。况且，南京还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支持。因此，为了结束这场冲突，使莫斯科会谈尽早开始，张学良与蒋介石结成了联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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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诸种因素，南下入关对东北及少帅本人的好处也颇使他动心。除了陆海空副总司令的职务以外，蒋介石还表示让少帅主持黄河以北一切军政事务，还答应要在国民政府中拨出至少四个内阁职位，留给少帅的东北人士。[59]阎、冯联盟被打败以后，蒋介石委托他节制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以及平津两个特别市。不仅如此，他还对山东的战略要地施行了控制。譬如，他的海军司令成为青岛市的市长。[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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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张学良下定决心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最得力的两个将军王树常和于学忠的劝谏。王和于二人都倾向于支持南京，并劝张接受蒋介石对河北和其他黄河以北地区的馈赠。他们认为，河北省对于东北的更大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61]况且，京奉铁路至关重要，它联结北平——奉天两个重要的政治中心，是中国效率最高、收益最大的铁路。张学良很清楚，如果任何一个对奉天不友好的力量控制了北平，都将会给奉天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它是这条铁路的起点。因此，奉天与北平的关系问题至为重要，不容忽视。况且，南京还答应替少帅出兵河北提供军费，并已支付给奉天1500万元的巨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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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当反蒋联盟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蒋介石邀请张学良赴南京会晤。11月12日，少帅在夫人于凤至、弟弟张学铭等随行人员陪同之下，由100名卫兵护送，抵达南京。一路上，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在首都南京，他又受到极为隆重的礼遇和接待，蒋介石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他。反之，少帅庄重文雅的气质也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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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少帅曾向记者这样谈论他的首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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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次到南京来，是为了看一看新首都，许多党和国家的要人，我以前还未能有幸相识，这次来可以进一步结识他们，以便把我自己完全置于中央当局的支配之下。我期待着与蒋公介石总裁和其他政府官员会晤，以便使我在为国家和人民致力于和平和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具备更强的观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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