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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诸种因素，南下入关对东北及少帅本人的好处也颇使他动心。除了陆海空副总司令的职务以外，蒋介石还表示让少帅主持黄河以北一切军政事务，还答应要在国民政府中拨出至少四个内阁职位，留给少帅的东北人士。[59]阎、冯联盟被打败以后，蒋介石委托他节制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以及平津两个特别市。不仅如此，他还对山东的战略要地施行了控制。譬如，他的海军司令成为青岛市的市长。[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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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张学良下定决心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最得力的两个将军王树常和于学忠的劝谏。王和于二人都倾向于支持南京，并劝张接受蒋介石对河北和其他黄河以北地区的馈赠。他们认为，河北省对于东北的更大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61]况且，京奉铁路至关重要，它联结北平——奉天两个重要的政治中心，是中国效率最高、收益最大的铁路。张学良很清楚，如果任何一个对奉天不友好的力量控制了北平，都将会给奉天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它是这条铁路的起点。因此，奉天与北平的关系问题至为重要，不容忽视。况且，南京还答应替少帅出兵河北提供军费，并已支付给奉天1500万元的巨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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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当反蒋联盟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蒋介石邀请张学良赴南京会晤。11月12日，少帅在夫人于凤至、弟弟张学铭等随行人员陪同之下，由100名卫兵护送，抵达南京。一路上，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在首都南京，他又受到极为隆重的礼遇和接待，蒋介石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他。反之，少帅庄重文雅的气质也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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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少帅曾向记者这样谈论他的首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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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次到南京来，是为了看一看新首都，许多党和国家的要人，我以前还未能有幸相识，这次来可以进一步结识他们，以便把我自己完全置于中央当局的支配之下。我期待着与蒋公介石总裁和其他政府官员会晤，以便使我在为国家和人民致力于和平和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具备更强的观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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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张学良（前左）和蒋介石在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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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出席了各种形式的官方集会，包括在首都举行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他一再表示愿意与国民政府衷心地合作。通过与蒋介石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会谈，少帅与南京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少帅准许南京政府在东北征收食盐和烟草税；他的军队缩减为15万人，改称“边防军”。[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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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项协定以外，蒋介石和少帅还就下列军事与政治问题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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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锡山和冯玉祥必须下野出国。如果他们二人或其中一人拒绝这样做，张学良则负责进军山西，而蒋介石则负责进军陕南，消灭国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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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学良对东北军队进行重新整编，以便使之与南京的军事编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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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学良全权控制东北的军政事务。在那一地区的党务工作中，他也具有最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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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项协议从现在直到次年春天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期间有效；如果国民大会出现什么意外变动，将会制定出一项新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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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学良全权负责整编和重建黄河以北的军务工作，但应尽可能遵循国民政府授予的原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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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东北的财政机构由中央政府管理，但他们要负责为东北军队提供经费。南京同时还负责偿还东北在与日本，特别是南满铁路商定的贷款方面的外来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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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协定双方的指导原则是绝对制止内战，保证国内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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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南京与奉天实行充分的联合，在东北遇到涉外麻烦之时，南京应对它负有外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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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民政府将对东北的全面规划，特别是铁路、港口建设和工业发展方面给予奉天以全力的支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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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16日，少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和平与统一。他以下面庄严的声明来结束自己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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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谈的结果是达成了这样的一致意见，从此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中国的和平。只有那些最低级的野兽和最野蛮的民族才采取好战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在中国保持五年或十年的和平，其进步便会极为可观。我的意向已决，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内和平。为了这一事业，粉身碎骨，在所不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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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南京之行消除了双方潜在的分歧，为南北之间的真正合作铺平了道路。通过这次访问，他亲自实现了他于1930年9月18日通电中所阐明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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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阎、冯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军阀割据时代最后一场军阀大战。这场恶战之所以能及早收场，在很多方面要归功于张学良。1930年9月18日，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这一天，他一纸通电，平息了内战，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中外为之赞叹不已。权力和荣誉接踵而来，少帅这颗政治、军事新星在北国上空高高地升起。然而，张学良却不曾意识到，正是这场辉煌的远征，播下了凶险的危机种子。十余万东北精锐之师开进关内，使关外东北三省军事力量减半，防务空虚，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于是，第二年也是9月18日，柳条湖（日本人通称柳条沟）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敲响了张学良政治生命的丧钟，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托。从此，厄运便降临到他的头上，举国上下的责骂、贬官、辞职、被迫下野出国，无尽的坎坷与挫折接二连三地袭来。最后，1936年，这颗新星终于陨落了。对这两个“九一八”，少帅将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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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里登前引书，第242页。另见罗家伦前引书，第23卷，第1—180页，其中包括有关遣散会议的各种文件。另见USNA893•00/南京/9，1929年2月6日欧内斯特•B.普赖斯给北京美国公使馆的报告，报告包括对会议及委员会成员决裂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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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香港，1975年，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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