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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东京企图阻止事变发生的努力未能奏效。1931年9月18日晚上大约10点钟，日本关东军终于下手了，他们炸毁了奉天郊外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士兵所为，乘机炮击东北军驻奉天的北大营，继而攻陷奉天城。当时，日本驻奉天的外交官再三劝说关东军高级参谋，也是这一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直接指挥者板垣征四郎大佐停止军事行动，[18]等待外交和平解决。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部队按原计划继续出击。板垣还恫吓他，不要指手画脚，乱加干涉。领事馆向这些军人们通报，中国人正在奉行不抵抗政策，故战争无继续打下去的必要。[19]然而，狂热的少壮派军官哪里听得下去，关东军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直至占领了整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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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告急，东北四省岌岌可危。作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首脑的张学良此时却在何处？在做什么？这自然是人们普遍关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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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自南京归来后，张学良就染上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疗养，未能按原计划返回奉天。因此，当奉天事变发生时，少帅未在东北。[20]9月18日夜间日军进攻奉天后，有消息说，少帅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起来。他已出院去参加庆祝东北军队入关干涉反蒋大战胜利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晚在英国公使馆就餐。随后，他同夫人、朋友一道观看了中国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主演的京剧。[21]更有人说“九一八”事变当晚，少帅正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22]另一条消息报道说当年进攻奉天的消息传到北京他那里时，少帅正在睡觉，由于他病体尚未完全恢复，故侍从们没有叫醒他，因而直到第二天早上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奉天，才获悉这一事变。惊慌失措的中国军队一夜之间没接到任何命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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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接到日本进攻北大营的消息，少帅便和其他东北领导人在北洋军事大本营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少帅的顾问顾维钧也被召到北平，顾维钧建议少帅应立刻给南京发电，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召集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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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立即向南京请求指示，蒋介石的回电为“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本政策。回电的内容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25]因此，少帅指示他的部队自始至终遵循这一不抵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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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惶然不解。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少帅入关，但东北地区仍有部队约15万之众，而日本关东军兵力不过1万余人，事变后加上朝鲜等地的增兵，也不过2万人左右。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而关东军竟能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四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并吞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然而，“奇迹”不奇，因为中国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张学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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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令我部官兵对于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已按照命令，收缴武器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我立刻下令收缴军械，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与其他各地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的报复行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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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日本关东军浩浩荡荡，一路急行军，除了在黑龙江受到马占山等人的抵抗外，几乎是兵不血刃。对此，张学良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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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事件发生前，蒋介石就一再告诫少帅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少帅并不是一无所知。在7月间，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将军就已经向他报告说，日本军队企图挑起事端。[27]但在1931年7月12日，在一次电话中，蒋介石指示少帅，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作战的时候。[28]8月，“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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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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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院长于右任7月13日也给张学良发电，开头电文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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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日军占据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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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把平定内乱（指共产党）视为其头等职责，东北的同仁必须理解这一国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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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是根据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一贯指示，张学良才命令荣臻将军不要与日本发生冲突，听候谈判解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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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电，声明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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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军报告，日本军队9月18日晚10点开始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士兵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但是日本缴了中国士兵的械，还放火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已经向各有关当局作了报告……日本捏造谎言说是中国人炸掉了南满铁路，并声称他们进攻中国的兵营是出于自卫，事实并非如此。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进行抵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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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政策断送了整个东北，张学良由此获得“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方面舆论的奚落和谴责。正如冯玉祥将军后来所说，他是有苦说不出来。[33]众所周知，东北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于张学良来说，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政治前途，丧失了政治生命，少帅以后的命运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故他怎能不想抵抗？怎能不想和日本人拼个死活？但他深知，日本这样的强国，“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因此，张学良热切地希望南京政府能痛下决心，动员全国之人力物力，实行全民抗战。当东北军向他请战时，少帅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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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果由余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猛，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它周旋。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沿是义不容辞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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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张良学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建议国民政府请求国际联盟的帮助。依照他的看法，少帅的25万军队的装备根本敌不过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任何抵抗，甚至举全国之武力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35]9月21日，南京接受了端纳的建议，正式向国际联盟求援。与此同时，中国请求美国政府行使《九国公约》来抑制日本扩张。[36]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讲话，要求国人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耐心。[37]国际联盟理事会根据中国的呼吁，于9月3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把它的军队从东北的各部，特别是辽宁（以前叫奉天省）省撤回南满铁路沿线。但是，徒有其表、毫无实力的国际联盟并不敢得罪它的这个气势汹汹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在敦促日本撤军的同时，又声明日本政府“无领土野心”。对此，日本方面感到满意。10月27日，日本驻国联外交使团首席代表芳泽谦吉向国联理事会提出五项条款，宣布这五项条款是“中日之间直接谈判的基本条件”。五项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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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此放弃侵略的政策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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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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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全终止一切有组织的干涉自由贸易和激起国际间仇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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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效地保护整个满洲的日本侨民，允许他们从事任何和平的职业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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