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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村震太郎是一名负有军事使命的军官，他把自己伪装成农业专家，携带各种药品，包括麻醉剂，全副武装，在大兴安岭一带收集情报。1931年8月，他赴内蒙古为关东军收集情报，并从中国当局骗得假护照。后被中国驻军捕获，被秘密处决，造成中日间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关于解决“中村事件”的外交谈判，实际上已取得了很顺利的发展，中国当局在9月18日下午向日本领事馆递交的照会中，承认中国士兵对中村大尉的死亡负有责任。中国方面保证，要立刻以外交方式使这一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1）提交进一步的调查结果；（2）张学良派专人作为特使赴东京，通过与高级军事人员会谈，寻求解决这一事件的基础；（3）决定由奉天省代主席臧士毅和东北当局“会同日本当局”处理这一事件，不许南京外交部插手；（4）立即缉捕、惩处杀害中村的凶手。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辩护总结起诉的答复》，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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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币原外相是日本自由派领袖，他坚持主张和平外交和发展国际贸易，主张维持日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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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总结》，第D—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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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板垣征四郎曾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之一。事变后历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后出任近卫内阁、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并兼任对满洲事务局总裁。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任驻朝鲜军司令官。1948年，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处以绞刑。见上书，第H—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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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塞利前引书，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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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当时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和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见埃德加•斯诺：《远东战线》（Far Eastern Front），美国，纽约，1933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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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塞利前引书，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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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君武教授为此曾作下列一诗讽刺少帅：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塚，哪管东师入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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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雷丁：《东北义勇军史话》，上海，1932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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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纽约时报》口碑史栏，中国口碑史专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美国，纽约，1974年，第3卷，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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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前引书《奉天事变的凶险局势》，第116页。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67—271页。克拉伯前引书，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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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国际周报》，第8卷，第38期。当时防守北大营的东北军长官是现在台湾的王铁汉将军，他当时是北大营守军团长，奉命不可抵抗。作者曾于1977年在台湾访问过王铁汉将军，请其详述当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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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当日军进攻奉天城时，荣臻将军在城内指挥，他和奉天省政府代主席臧士毅与在北京的少帅经常保持联系。荣臻将军似乎已得到确切情报，即无论中国怎样对“中村事件”做出补救，日军终要进攻。奉天的中国将领邀请外国朋友搬进他们的官邸，以免他们遭到抢掠。见斯诺：《远东战线》，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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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梁敬前引书，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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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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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梁敬前引书，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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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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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张学良的9月19日通电，见罗家伦前引书，第34卷，第1964页。另见“中华民国外交部”：《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外交事务研究所”，1966年，第2卷，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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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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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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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塞利前引书，第270页。端纳被中国聘为中日谈判方面的顾问，主要参加了起草日方要求的答复。见科宁海姆致斯蒂文森的电报，1932年1月25日，USNA793•94/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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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纽约时报》，1931年9月21日。《九国公约》是1921年签署的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条约。缔约国有如下九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日本、奥地利、意大利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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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罗家伦前引书，第25卷，第1196页。第二天，在纪念孙中山仪式上的讲话中，蒋介石重申必须“以公理对强权”，见“蒋总统集”，台北，1961年，第1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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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顾维钧前引书，第3卷，第313页。关于这段详情，见国联1932年特别会议“国联裁决中国和日本在印度支那，官方注释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