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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之前，毛泽东于1935年10月便已经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一个广泛的、从上到下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从上到下”的统一战线也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其出身、党派、阶层或阶级属性如何。然而，蒋介石作为民族的叛徒，不在此列，他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193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决议号召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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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主力刚刚在陕北站住脚，就开始动员所有的力量抵抗国民党的进攻。在围剿陕北红军的战斗中，少帅的东北军首当其冲，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防御对象。[1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寻求与山西的阎锡山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当时，日本正在觊觎山西北面的绥远，对此阎锡山忧心忡忡，他害怕日本人甚于害怕共产党。所以，在1936年下半年，阎锡山支持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共产党组织——牺盟会的活动，允许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在山西进行宣传工作，[13]开始与共产党进行有限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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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秋，当蒋介石试图与莫斯科恢复关系时，毛泽东才开始考虑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立夫透露：1935年9月1日，周恩来给他及其胞兄，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果夫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表示，为抵抗日本侵略，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周恩来指出，两党合作是解决民族危机的唯一途径。[14]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呈报蒋介石。据陈立夫讲，蒋介石要他告诉周恩来，信已转交给他本人。然而陈立夫没有告诉周恩来蒋介石是否同意考虑这个问题，而只是要求继续保持联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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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圣诞节前几天，蒋介石派陈立夫去苏联讨论军事同盟问题，随同陈立夫前往的有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张冲先生，他们于1936年1月16日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欧洲。正当他们在柏林等候适当时机进入苏联时，日本新闻机构泄露了陈立夫俄国之行的消息。所以，蒋介石电告他回国，与苏联大使在中国进行谈判。回国后，陈立夫的谈判导致中苏1937年8月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16]此外，陈立夫还透露，苏联大使向他保证，如果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苏联将不帮助中国共产党。苏联急于希望中国抵抗日本，甚至不惜以牺牲中国共产党为代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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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可能已觉察到蒋介石和苏联之间的接触，害怕被莫斯科所出卖，所以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5月5日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发生了极为重大的转变。在1935年12月25日党的决议中，蒋介石还作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而1936年5月5日宣言则放弃了反蒋政策，呼吁他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这样，中国共产党就由“反蒋抗日”转而采取“联蒋抗日”的政策。[18]1936年夏，在与埃德加•斯诺的冗长会晤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与蒋介石合作的愿望。[19]当苏联研究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表明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后，陈立夫邀请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到上海谈判，[20]张冲是这次特殊会谈的国民政府的联络官。国民党提出了下列要求，作为停止剿共的条件：（1）遵守三民主义；[21]（2）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3）废除苏维埃，把它们重新组织为地方政府机构；（4）撤销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这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全面投降。这种谈判当然不会产生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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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抗日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毛泽东便发现少帅与其他军阀不同，在他以及他所统帅的患有严重思乡病的东北军官兵的心底，潜伏着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22]他们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可以加以利用。当少帅的一〇九师官兵被共产党俘虏后，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了苏维埃式的宣传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并申明，如果他们愿意回去就可以释放他们。周恩来花费几天的时间，使他们确信共产党是真心要求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然后周恩来护送军官们返回自己的防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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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36年元旦，共产党在瓦窑堡为被俘的“白军”官兵们举行了盛大宴会，令人惊愕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出席了庆祝大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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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源（1901—1937），字绍卿，辽宁营口人。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入东北讲武堂学习。1933年升任东北军团长。1935年10月被红军生俘。不久返回东北军，说服部分东北军投诚。“二二”事件后，被误认为参与了杀害王以哲活动，被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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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与东北军的战斗中，共产党俘虏了张学良的一个团长，名叫高福源。共产党像对待自己尊贵的客人一样款待他，向他反复阐述为抵抗日本而建立同盟的意义。高福源深受触动，发誓回到西安（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后，他将恳求少帅停止打共产党，与红军一起抗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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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释放高福源的时候，周恩来要他带一封秘信给少帅。周恩来在信中呼吁这位东北军首领，调转枪口，对准他的真正敌人——在他的家乡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人。周恩来指出：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自己的兄弟以饱狼腹，这非人类所为。后来，当少帅看到这封信时，不禁喉头哽咽，双眼盈满泪水。[26]张学良动了感情，他答应高福源考虑与共产党停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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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共产党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委员会，专门做“白军”的工作。1936年5月陕北共产党与张学良秘密建立起联系。[27]周恩来派许多主要由妇女组成的宣传队主动接近东北军，表演这种主题的节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已背井离乡四年了，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同打回老家去？”[28]她们唱起最令人伤感的歌，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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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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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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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29]“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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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到处在唱，广为流传。不仅东北军官兵在唱，所有在西安和全国各地的东北人都在唱，唱至伤心处，触景生情，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人都不禁热泪涟涟。当1935—1936年冬季降临后，西北的严寒侵袭着东北军和红军士兵。这时，周恩来设法把红军的给养匀出一些，把它们转交给衣衫单薄的东北军士兵。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尤其是经过共产党教育的年轻军官们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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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年轻部下的热情空前高涨，特别想与共产党合作，抵抗日本侵略。亲日分子在东北军中不得人心。不仅像王以哲这样的老将领支持年轻士兵打日本，甚至比较保守的人，如何柱国和于学忠等也都跃跃欲试，不甘落后。军心所向，同仇敌忾，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的少帅当然也不例外。少帅的秘书兼政治顾问苗剑秋曾劝他直接与毛泽东会晤，[31]对此，少帅尚犹豫不决。杀父之仇，亡国之恨，使少帅对日本人充满仇恨。但他一直受蒋介石所控制，尽管他充分信赖其青年军官，但在打算与共产党联系时不免心存顾忌，怕这一秘密可能泄露出去。陕北共产党看出这一点，所以，他们主张只同张学良一人保持联系，所有与其他地方军事领袖的联系都应通过他来进行，这样更为安全，并有助于使少帅打消可能产生的任何顾虑。因为他当时已经怀疑共产党已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达成了默契，杨的司令部也设在西安。当他得知共产党只同他保持联系时，方才如释重负。他告诉共产党，他能处理一切，包括与四川军阀沟通联系，他要求共产党不要与他们直接联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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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中旬至3月初，中共中央指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赴洛川冯家村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与张学良、王以哲就合作抗日进行会谈，初步达成了各守原防、停战、通商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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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正式会谈，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36年初，李杜[33]派共产党中间人刘鼎为少帅和潘汉年——周恩来的副手，共产国际代表——安排了一次会见。地点在上海郊外一个餐馆。但是，因为潘汉年没有权力对所商谈的停火问题提出具体的条件，故这次会谈没有成功。此后，红军于1936年3月4日，在距西安150里处的甘泉城，自动解除了对东北军的包围，以此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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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宣布，除非红军受到攻击，否则决不打东北军。3月初，在已经倾向共产党的王以哲将军劝说下，少帅在洛川会见了一位红军代表李克农，李是共产党内保卫局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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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克农的地位不高，双方就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达不成协议。当时，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尚处于“反蒋抗日”阶段，对此，少帅表示异议。他问李克农：你们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否应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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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回答：蒋绝不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他对外屈从，专打内战，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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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会谈的气氛始终是坦诚而友好的。最后，双方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34]同时，少帅表示：愿意直接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谈。1936年4月9日，少帅终于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见面了。会谈大约持续了两到三个小时，少帅的态度真挚而坦率，他向周恩来保证：他张学良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正在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谈到当前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二人心潮起伏，都流下了悲愤的泪。周恩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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