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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最初于1921年7月30日在上海举行，下列13人出席了大会：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何叔衡、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然而，会议开始前不久，何叔衡被派回湖南，所以只有12个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召开了几个晚上的秘密会议以后，与会者之一（李汉俊）的家遭到警察的搜查，陈公博被警察的监视吓坏了。他本来是携带新婚夫人到上海度蜜月的，于是借机仓皇逃离，只剩下11个人继续开会。因为警察的搜捕，他们决定搬到嘉兴南湖开会。由于李汉俊的家遭到搜查，他没有去，只剩下10个人出席会议。要想详细研究成立会议的情况，请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美国，劳伦斯，1971年，第2卷，第2章。其他与会者的著作有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国，纽约，1960年；《寒风集》，N.P.，1944年，第197—267页。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录》，载于《共产国际》，美国版，第3卷，第10号，1936年10月，第1961—1966页；英国版，第13卷，第9号，1936年9—10月，第57—569页。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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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李大钊的详细生活和他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贡献，请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Da-z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英国，剑桥，1967年。关于陈独秀的生活和贡献，请见郭成棠：《陈独秀》，美国，新泽西，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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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次围剿是1930年10月；第二次是1931年2月；第三次是1931年9月；第四次是1933年4月；第五次是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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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描写长征的第一部书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纽约，1961年，第五部分。下列有关长征的书值得一读：尼姆•韦尔斯：《红色骚动》（Red Dust），美国，斯坦福，1952年；艾格尼丝•斯沫特莱：《伟大的历程：朱德的生活与时代》（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Zhu De），美国，纽约，1965年；安东尼•加村万底：《长征》（“The Long M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65年，第22期，第89—124页；杰罗姆•切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ao Zh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185—200页；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5、6、7章；迪克•威尔森：《长征》，美国，纽约，1971年；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21—1972》（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美国，纽约，1973年，第2、3、4章。关于这一问题的中文资料见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香港，197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回顾长征》，北京，1957年；陈毅等：《艰难的岁月：革命斗争回忆录》，香港，1976年；张春如：《长征的故事》，香港，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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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1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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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沫特莱前引书，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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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诺前引书，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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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毓英是林彪的叔父，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劳工运动。1933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出席了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工会会议。后来他和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受命将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转达给中国共产党，为保密起见，他化名为张豪。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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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这段历史背景，请见鲁曼•P.范斯莱基：《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Enemies an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美国，加利福尼亚，1967年，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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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曾发表一份宣言，但是这一消息从未传达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中收录了这一中文的宣言。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洋书堂缩微资料》，东京洋书堂，1969年，第1卷；《时论选集》，上海，1937年；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42—45页；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国民史参考资料》，上海，1951年，第263—268页；郭化龙：《中共史论》，台北，1969年，第2卷，第83—86页。该宣言的英文版登载于《共产国际》，第13期，1936年2月，第213—214页；维拉•西蒙娜：《革命中的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英国，格林威治，1968年，第197—220页；劳伦斯•R.辛格：《危机中的中国》（China in Crisis），美国，纽约，1945年，第613—619页。关于对这一宣言的论述，见詹姆斯•C.托马森：《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统一战派》，载《中国论文选》，1957年，第11篇，第105—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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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前引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3—178页。仔细阅读毛泽东对“从上到下的统一战线”的解释可以体会到，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只保持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而他们正是毛泽东要联合的对象。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像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和宋哲元等人。另见《西安事变资料》，北京，1980年，第1辑，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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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国焘前引书，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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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格林前引书《阎锡山》，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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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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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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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第1920页。后来在1935年末，孙科负责恢复了中苏文化交流。这显然具有政治含义。见《中国的抵抗和革命》，美国，柏克莱，1974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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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立夫前引文，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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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何干之：《现代中国革命史》，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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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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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美国，纽约，1957年，第20页。另见陈立夫前引文，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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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宗旨，它类似于阿伯拉罕•林肯的来自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和为之于人民的政治宗旨。三民主义是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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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东北地区或满洲原先由三个省组成，后来分为九个省。它们通常被简称为东北，这是张学良的世袭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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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埃德加•斯诺：《北京游历》（Journey to the Beijing），美国，纽约，1958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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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共产党在江西时，这一政策只适用于“白军”的普通士兵。到达陕北后，也适用于军官了。见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漫评：1936—1945》（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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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见孙铭九前引书，第17页；鲁泌：《论张学良》，香港，1948年，第24页。但据张国焘的回忆，这个人不是高福源，而是万毅。见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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