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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局以各种禁令和高压措施镇压学生运动，但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倒。第二天，北平各学院、大学和高中的所有学生继续罢课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12月13日，六所大学的校长既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又感到有必要加强纪律，便联合发表声明，敦促学生回到自己的教室中去。然而，学生们拒绝服从，于12月16日发动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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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游行示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开幕典礼。这一目的达到了，由于学生们不屈不挠的坚决抵制，自治政府开幕典礼的日子推迟到12月18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幕这一天，南京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请愿书。[32]蒋介石在这次集会上向学生们发誓：“我决不会签署任何有损于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和秘密协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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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北平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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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队伍冲破重重封锁，向前门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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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游行示威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们迫使日本放弃了通过外交手段接管整个华北的企图；同时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施加了日益高涨的压力，要求它建立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此外，这一时期学生们的反日运动也是中国结束不抵抗政策的开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人最能感受到它的直接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成为学生运动中最积极的一支力量，他们带头把城市的游行示威扩展到了农村。许多东北学生来到西安，在那里，他们受到少帅的欢迎。很快，整个东北大学也迁到西安。学生们向少帅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不久以后，那里成为一个反叛的城市，最终迫使蒋介石承担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使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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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末的学生运动，迎来了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潮，它迅速扩展到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全国许多地方涌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团体，也是学生们不断鼓动的结果。它们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救亡运动，目的在于唤起民众，迫使南京政府抵抗日本侵略。[35]1936年5月末，全国50个爱国团体的代表云集上海，创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36]这一新成立的团体发表声明，要求结束中国的内部纷争，形成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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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学生运动迅速扩展到中国的许多地区，在全国许多大城市都重现了这一壮观的场面。12月份的学生示威运动激发了民族的觉醒，对于中国社会的两种强有力的重要阶层——知识界和军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两股势力既对造成国内的混乱与纷争负有责任，又是联合全民族共同对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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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了国民政府的禁止和镇压，但12月的学生运动标志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致使全国各地的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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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日，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在西南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他们要求北上，到北方前线与日本作战。这一行动得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等国民党实力雄厚的军界领袖们的支持。6月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行辕对全国发布通电，并致电南京当局，要求拼死反对日本对华北的增兵，吁请北上抗日。[37]西南的反日要求不仅得到了学生们的拥护，就连国民党阵营中的军事首脑如冯玉祥等也为之动容。张学良也提议，停止对共产党的讨伐，抽出军队抵抗日本的侵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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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白崇禧（1893—1966）（右）李宗仁（1891—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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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领袖的联合反蒋抗日运动迅速被平定下来，但蒋介石所使用的武器并非枪弹，而是“银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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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种武器，蒋介石把陈济棠的主要将领余汉谋和掌握整个广东空军力量的黄广瑞收买过来，使他们加入了南京的阵营。然后，蒋介石又故伎重演，瓦解了广西的军队和空军，鼓励引诱他们开小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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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采取其惯用的分化瓦解的手段，先搞垮了陈济棠，然后分别将李宗仁和白崇禧调离广西，命李到南京任职，而将白崇禧委以浙江省主席之职。李、白二人抗命不从，于是蒋介石集中重兵，准备武力解决。李、白也在广西动员桂系军队，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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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场内战迫在眉睫之际，全国救亡联合会尽其最大的努力，制止内战，并通过了一个《抗日救亡战争试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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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会的五位领导人把这份纲领带到南京，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1936年7月15日，他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他们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枪口一致对外”。他们在南方称赞两广联盟的领导人，而在北方则奉宋哲元将军为抗日的典型人物。他们要求蒋介石：（1）结束对西南的敌意行动，停止围剿红军的内战；（2）立即抵抗外侮，宣布全民族抗战；（3）允许自由宣传抗日，释放政治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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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1890—1954）（前中）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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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西北获悉了救国会的这些要求，立即对这封公开信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致全国救亡联合会的一封长信中，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共产党非常乐于响应他们的号召，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1]正当学生运动和民族救亡热潮交汇成一股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际，南京政府与日本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1935年10月7日，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尽管当时没有公开宣布会谈的内容，但后来得到证实，就在这次会谈中，广田提出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要求中国对此三原则予以同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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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的著名三原则最初是对王宠惠建议的反应。1935年春，海牙国际法院常设法庭的中国法官王宠惠在旅经欧洲时，对广田外相提出三点建议：（1）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2）停止任何互相敌对的政治行动；（3）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重大问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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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7日，在王宠惠提出上述三点建议的一个多月之后，广田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声称日本愿意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与南京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