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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1890—1954）（前中）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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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西北获悉了救国会的这些要求，立即对这封公开信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致全国救亡联合会的一封长信中，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共产党非常乐于响应他们的号召，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1]正当学生运动和民族救亡热潮交汇成一股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际，南京政府与日本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1935年10月7日，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尽管当时没有公开宣布会谈的内容，但后来得到证实，就在这次会谈中，广田提出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要求中国对此三原则予以同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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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的著名三原则最初是对王宠惠建议的反应。1935年春，海牙国际法院常设法庭的中国法官王宠惠在旅经欧洲时，对广田外相提出三点建议：（1）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2）停止任何互相敌对的政治行动；（3）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重大问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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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7日，在王宠惠提出上述三点建议的一个多月之后，广田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声称日本愿意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与南京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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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府不应挑拨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中国要终止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只与日本建立友好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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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应在实际上承认满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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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建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携手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不仅在北方，而且要在全国各地消灭共产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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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给驻日大使蒋作宾的回电中，指示他这样回答广田：中国无意挑拨别国反对另一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之所以没有建立起良好关系，是因为两国关系中存在着许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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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起更为亲善的关系，则（1）中日之间的事情应由两国自己解决；（2）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既不应影响，也不应损害中日关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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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进一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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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承认满洲国，对此，日本应予以充分的理解。此后，虽然中国不能把满洲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看待，但她将决不使用任何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满洲国的地位问题。并且中国务必要与满洲国保持经济上的合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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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汪精卫还转告广田外相，至于反共的问题，中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消灭“赤匪”。如果有必要，中国愿意与日本讨论如何剿灭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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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按上述电报的精神，对广田外相的建议作了明确的答复……”蒋作宾自信地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恢复到1931年9月18日以前的状态。”[47]汪精卫宣布，他准备在经济上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但要竭尽全力维护主权的完整。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亲日派[48]和蒋介石感到：在目前的情况下，舍此无其他可行之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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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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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具备抵抗的决心；其次，我们必须有能力进行抵抗。可是中国在物资上一无所有，不仅武器不足，而且其他军事装备都非常短缺。[50]所以，汪精卫支持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不愿意以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主张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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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举行了第六次会议，11月6日结束。然后，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于11月23日所做的关于对外政策的讲话，是大会主要的、也是最后的议程，他所强调的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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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线机会尚存，我们就决不放弃和平；我们决不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我们被逼无奈，不得不做出牺牲……[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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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寻求无损于我们主权的和谐的国际关系；我们要寻求依平等、互惠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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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对清政府革命的汪精卫，走向对日软弱之后，差点真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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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会的第一天，即11月12日，汪精卫遇刺，身负重伤。当时张学良在场，挺身相助，协助警卫人员抓到了刺客。[54]由于这个被刺事件，汪精卫辞去其全部职务，前往欧洲养伤。在他启程之前，他显然与德国总领事克利布尔将军在上海发生过接触，讨论德、日和中国之间的合作问题。德国档案馆分类文件第316号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这份文件证明：汪精卫曾给希特勒写信，要求组成德、中、日联盟。第493号秘密文件证明：甚至汪精卫辞职以后，他仍于1936年1月再度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讨论所提出的合作问题。根据德国的外交部档案资料，蒋介石不仅完全知道汪精卫的这些活动，而且他也是这一建议的当事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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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但他的亲日政策却依然如故，并得到了其他军政要人如张群[56]、蒋介石和何应钦的支持。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日本大使有吉，开始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蒋介石向日本大使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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