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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基本国策既已确定，广田内阁便开始集中精力解决华北的具体而直接的问题了。1936年8月11日，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个《帝国之外交政策》的决议，[61]它详细制定了日本战争准备的方案，勾画出一个以中、苏、英、美为对象的扩张主义政策。[62]决议还要求，争取把中国变成一个反苏亲日的国家。同时，它还制订了其他一些计划，诸如对英国的敌对性措施和日德之间的充分合作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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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军队继续胁迫中国建立华北自治政府的时候，近卫内阁也参与了这一阴谋。虽然直到1936年11月的绥远事件为止，[64]日本继续就广田三原则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但广田执政时期的内阁文件资料清楚地证明：日本政府已不打算遵循从前众所周知的方针进行谈判了。现在，它不过是以谈判作为幌子，掩盖它企图以武力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真正企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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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1936年8月11日，近卫内阁制定一份对华北的施政纲领，题为“对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决定：有关华北问题的第二个施政纲领”。这份纲领的主要用意是，建立一个反共、亲日、亲满的华北地区，以防止苏联的入侵，使华北成为日满和中国之间互相合作和援助的基地。要制订出一批计划，通过清洗中国在华北地区的政府机构，改革他们内部的管理体制，来扩大日本政府的影响，从而控制河北和察哈尔的政权。同时，也要重视华北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铁矿、煤炭和盐的生产，它们都是国防所必需的物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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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中旬，在成都和广东发生了一系列袭击日本人的事件，[67]使得日本政府变本加厉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新任日本大使川樾与外交部长张群频繁举行会谈。口头上扬言，要以谈判解决成都和广东乡间事件，而实际上却提出了以广田三原则为核心的各种骇人听闻的要求，其中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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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1895—1974）在作战前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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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建华北五省政权，通过中日合作，发展华北五省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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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镇压中国的共产分子，应建立同中国的军事合作，为此，日本需要在中国领土上驻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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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政府应同意委用日本顾问，包括军事顾问，他们将在中国军队里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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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应降低对日本有特殊利益的日方进口商品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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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除反日情绪，镇压反日宣传，包括修改学校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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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福冈和上海之间建立航空业务。[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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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次会谈中，川樾大发雷霆，而“中国的外交部长则耐心地听着”。[69]据研究，中国外交部长接受了关于中、日合作，消灭东北、热河、冀东和察北地区的共产党的方案。同时，中国将考虑与日本协同围剿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的问题。[70]然而，在9月23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张群却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提出了一系列反要求，其中包括禁止走私、撤销冀东伪政权、日本要对其朝鲜侨民实行监督等。由于这些大胆的要求，会谈的气氛紧张起来，结果谈判暂时破裂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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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谈判期间没有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这是自1931年以来南京政府第一次试图改变它委曲求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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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秋，标志着中、日外交斗争的转折点。11月24日，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初获胜利，“激发起令人惊诧的民族情绪”。[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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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英国日益明显地开始卷入了远东问题。英国驻南京大使得到指示，要求中国官员防止再发生袭击日本人事件。与此同时，罗伯特•奥利弗爵士在东京拜会了日本外相有田，正式转达了他的政府的要求，希望看到日、中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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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南京仍不放过任何可以实现妥协的机会。日本强烈要求创立一个独立的华北地区，这一要求成为中、日谈判中的障碍。南京政府不愿意在华北建立一个特别地区，但是他愿意寻求建立真正合作关系的所有途径。如果需要，蒋介石愿意聘任日本人做技术顾问，但不能在军队和空军中雇佣他们。他愿意降低关税，但是不准备接受所有的日本商品，也不愿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广行推销。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竭尽全力压制反日情绪。[73]实际上，1936年11月在上海逮捕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74]就意味着蒋介石正在迎合日本镇压反日运动的要求。况且，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在西北发动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剿共战役，全力以赴，一举消灭共产党。然而，它却遭到少帅及其东北军所部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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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敬前引书，第107—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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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8年南京政府掌握全国政权以后，把南京定为首都，因此，北京便更名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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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展出文件，第118号；副本，第7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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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展出文件，第118号；副本，第716号。。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军队开进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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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机关的《辩论总结》，第E—2页。另见《起诉》副本，第2026、20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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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机关的《辩论总结》，第E—2页。另见《起诉》副本，第2026、20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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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展出文件，第24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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