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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张学良陪蒋介石游茂陵。随行的还有：杨虎城、宋美龄、傅学文、邵力子及杨永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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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左）与蒋介石等人于1934年游华山苍龙岭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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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秋，当东北军刚调到西北的时候，一时流言四起。据说这种部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就像他以前对付其他地方武装一样，[12]其用意是一箭双雕，既剿灭了他心头之大患共产党，又削弱了不易控制的强悍的地方势力。正因为如此，虽然东北军正在参加蒋介石的剿共战役，但却是三心二意。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早在1931年，他们被迫从其家乡东北撤进关内的时候，就在心里撒下了不满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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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大约有30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此外，它还拥有一支庞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300多架。因此，奉系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那时，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蒋介石，当时蒋不过只控制七个省份。可是，“九一八”之后，东北军运交华盖，每况愈下。在服从南京命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损兵折将，兵员减少到13万人。[13]1936年，一个名叫万毅的东北军军官向尼姆•韦尔斯表示了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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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等待和服从蒋介石的军备供应政策，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小，这是军备给养吗？……全体士兵和下级军官代表了东北军的共同心愿，我们所要的只是停止内战，立刻打败日本……如果蒋介石继续向日本人让步，不接受东北军向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将立即和那些想要打日本的人站在一起，打回老家去，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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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东北军军官大都出身富豪。他们过去驻扎在东北繁华的城镇，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十分繁荣，每年库存都有大量盈余，这里所发行的纸币“奉票”，不仅在东北地区流通无阻，而且在关内也信誉卓著。东北军从不欠饷，文官武将，生活都很富裕。[15]可是，现在他们却地处一隅，驻扎在中国最贫瘠的乡村，只拿到他们从前薪水的百分之六十。[16]他们对政府极为不满，况且，在几次与共产党作战失利以后，他们内心充满恐惧，这种恐惧感常驱使他们希望与共产党和解。正在此时，共产党却主动接近东北军，要求与他们化敌为友，一致抗日，这自然引起了东北军上下的一片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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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末，张学良曾两次专程去南京，敦促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抗日政策。而南京的反应却只是增派10个师到陕西，在胡宗南指挥下，阻挡红军东进抗日，[17]这就使东北军官兵更加确信共产党的抗日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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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上海救国会发起的抗日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这也间接地给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1936年10月，当满洲国的日、蒙、满联军以热河和察哈尔为基地，进行装备和训练，并开始进犯绥远北部之时，全国舆论大哗，抗日呼声日愈高涨。[18]尽管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南京政府仍然不顾民心所向，一意孤行。蒋介石的立场仍然是，首先须实现国内统一——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团体开始敦促南京政府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然而，抗日热情最高、情绪最激昂的，还是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对此，尼姆•韦尔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做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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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府这座中国的古都中，对政府的不满正在少帅张学良的军营里广为传播。东北军充满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他们却被调到这里围剿红军。这支军队已从1931年的25万人减少到目前的13万人，他们都是无家可归，思念故土，厌倦内战的。对于继续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极为反感，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情绪简直可以一触即发。这种情绪也渗入高级军官阶层。西安政局不稳，流言四起。据说张学良与蒋介石过去的交情很深，而现在的关系则非常紧张。少帅正在策划与红军联盟，组成一个在民族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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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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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烈的抗日运动没有发生在从北到南的各种事变中，而是表现在西安，表现在从东北流亡到这里的东北军中间，这并不奇怪，人们似乎觉得本该如此。当抗日运动在中国其他地区受到镇压的时候，在西安府，它却得到少帅张学良公开而积极的赞助，他这样做得到了士兵的支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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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侵略中国愈演愈烈，绥远告急，陕西则大有唇亡齿寒之感。此外，共产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深得人心。因此，从1936年初开始，西安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继1936年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以后，西安也仿照全国各地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形式，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支持东北旅陕人士和东北军成立了“东北救亡会”。这些组织遂成为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6年9月18日，当“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西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到10月下旬，统一战线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此，西安的蒋系军政当局曾极力阻挠破坏，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公开站在爱国群众团体一边。张学良趁势推波助澜，给南京发出紧急电报，报告了西安的严重局势，要求蒋介石到西安来，向军心动摇的东北军军官们解释他的国防政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1]东北军士兵的不满，是导致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少帅扣押蒋介石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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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西安事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来自于张学良政治主张的变化。为了理解少帅的政见，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他政治主张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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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张学良从其军阀父亲手里继承了对东北的统治权。当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他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称号以后，这一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确认。他深得民心，乐善好施，思想先进，却又吸毒成瘾。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独裁者，统治着东北3000万人民。他公开反日，急于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使东北成为一个现代化地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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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日本进攻沈阳时，少帅请示南京，蒋介石命令不予抵抗，避免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仰仗国际联盟裁决。[23]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劝告和南京的命令，结果他丢弃了自己的故土。更为懊丧的是：南京宣传有方，似乎不抵抗政策是他张学良的主意。从此，他在世人面前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对此，少帅痛苦万分，心情复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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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日军进犯热河，给他打击更大。[25]于是，蒋介石约见张于保定，示意张学良辞职，暂去国外避风。张学良只得遵命，遂于1933年4月辞职出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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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其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的陪同下，周游欧洲列国。他对每个所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都做了详细的考察。其中意大利的改革和德国的生活方式使他印象极深。尤其是墨索里尼的“复兴”政策，使少帅感触更大。在那里，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齐亚诺交上了好朋友。他确信，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为中国找到了一个优良的统治模式。在他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充分表露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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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国之所以能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对其领袖的衷心支持，因此，他们才有充分的力量克服通往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障碍。而中国则不然，当一个领袖刚刚显示出其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的时候，一些无耻的嫉妒小人就已经在背地里煽风点火，把他搞垮。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如果吾国之人民意欲奋起，救亡图存，他们则必须绝对忠实于自己的领袖，全力支持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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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少帅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发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复兴，而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恢复了身体健康。他在接任了父亲张作霖的军职以后，在戎马生活的间隙，染上了鸦片烟瘾。一个医生向他保证，可以通过注射吗啡戒掉这一恶习。当这个医生离开他的时候，烟瘾算是戒掉了，但他却又染上了吗啡瘾。[28]出国之前，张学良决心戒绝药瘾，但他毒嗜已深，戒除时痛苦不堪，最后，在亲朋好友的鼓励和规劝下，在医生的精心照顾下，他终于禁绝了这一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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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国外旅行，使他的身体外观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人们一致认为，他再也不是过去的张学良了，不仅体重增加了20磅，而且看上去至少年轻了10岁。他一改过去那种面色苍白、两颊沉陷的瘾君子模样，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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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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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不见了，他变得更有耐心，更民主了，常常宽容地倾听着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见解。[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