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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国之所以能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对其领袖的衷心支持，因此，他们才有充分的力量克服通往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障碍。而中国则不然，当一个领袖刚刚显示出其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的时候，一些无耻的嫉妒小人就已经在背地里煽风点火，把他搞垮。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如果吾国之人民意欲奋起，救亡图存，他们则必须绝对忠实于自己的领袖，全力支持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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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少帅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发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复兴，而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恢复了身体健康。他在接任了父亲张作霖的军职以后，在戎马生活的间隙，染上了鸦片烟瘾。一个医生向他保证，可以通过注射吗啡戒掉这一恶习。当这个医生离开他的时候，烟瘾算是戒掉了，但他却又染上了吗啡瘾。[28]出国之前，张学良决心戒绝药瘾，但他毒嗜已深，戒除时痛苦不堪，最后，在亲朋好友的鼓励和规劝下，在医生的精心照顾下，他终于禁绝了这一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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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国外旅行，使他的身体外观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人们一致认为，他再也不是过去的张学良了，不仅体重增加了20磅，而且看上去至少年轻了10岁。他一改过去那种面色苍白、两颊沉陷的瘾君子模样，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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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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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不见了，他变得更有耐心，更民主了，常常宽容地倾听着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见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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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回国后不久，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剿共副总司令。在汉口重新接管了对东北军的指挥权，参加了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反共战役。此时的张学良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日常生活方式。每天6点起床，坚持进行操练和每日的读书学习。他的食用一律从简，保持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习惯。他还经常深入军营亲自接触军官士兵。[31]法西斯主义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开始拥护法西斯事业和蒋介石的独裁。他狂热地向蒋介石倡导法西斯主义，试图把蒋塑造成一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式的中国的民族领袖。[32]当时，中央军中的黄埔系毕业生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同学会组织，[33]鼓吹“支持领袖运动”。这股风，实际上早在1932年就开始在南京兴起，它以“三民主义励行社”的组织形式出现。[34]张学良则开始组建四维学会，[35]他自己任副主席，请蒋介石亲任主席，大部分成员都是东北知识分子。在此期间，少帅是一个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最忠实的国民党员。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处境万分危急，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发难。收复失地，抗击日寇，这固然不错；但大敌当前，仅靠20万东北军等于杯水车薪，力难胜任，必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此，首先需要全国的稳定和统一，即消除内乱，剿灭共产党。舍此，抗日便无从谈起。所以，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值此多事之秋，须有一个领袖来掌握中枢，裁定决策，举国上下一致，听命于中央，如此才能振兴国家，消除外侮，凭蒋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当此重任。所以，“我们为了拯救国家和危难，为了将来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只有拥护委员长，拥护并贯彻委员长的国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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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树起了从欧洲带回来的新标杆之后，张学良邀请了许多东北青年和知识分子到他司令部里任顾问和秘书等职，其中有高崇民、邹大鹏、应德田、栗又文、苗剑秋、马超俊、孙铭九等人。在这些青年随员之中，形成两股有影响的势力：一派是由东北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一小部分文职官员，他们掌握绝大部分中层职务；另一派完全由军官组成，他们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些青年军官一般思想左倾，其中的一些人是共产党。他们组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对少帅施加了巨大影响。[37]其中许多人纷纷向少帅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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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天职是打日本。东北军必须为抗日而战，因为日本人已占领了我们的家园，日本人是我们这些人的敌人。我们在这里天天同共产党打内战，而日本侵略者却在一寸一寸地吞食着我们的国土，当我们和共产党作鹬蚌相争之时，日本人却在坐收渔人之利。然而，共产党也愿意联合所有的力量一致抗日。如果我们不与共产党联合，至少让我们停止内战，因为内战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保存自己的实力，准备为光复我们失去的国土而与日本人决一死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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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少帅一点儿也听不进这些话，他完全相信蒋介石的政策。直到1935年他才为形势所迫，改变了自己的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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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对张学良来说可谓是流年不利，在他的武汉司令部里，他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感到震惊。1935年签署的《何梅协定》导致了于学忠省长调离河北，他的五十一军也从河北撤出。于学忠是河北本地人，他是张学良的总参议，所以张学良把这一屈辱性的让步视为自己的耻辱。他开始怀疑蒋介石对日本人的忍让政策是否正确，同时，他也对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产生了疑问。大约就是在这时候，他在汉口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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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部下已劝我接受了“不抵抗”政策，但是现在，我希望我们的领袖把我的责任由剿共改为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确信，我们在剿共战役中所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无谓的，莫不如把这些牺牲用到抗日战场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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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久，日本的威胁扩展到察哈尔来，宋哲元将军面对日本的压力，被迫辞职了。张学良非常气愤，在一次公开讲演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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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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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当我们撤退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援助，现在这一幻想完全破灭了。很明显，我们必须自己帮助自己，我们必须从死里逃生。现在政府应该动员所有的力量到抗日战场上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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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证明，在张学良到西安以前，他就对蒋介石的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经过与红军的激烈较量，少帅逐渐明白了许多问题。首先，他开始对蒋介石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本来拥有东北军25万人，可眼下被东借西调，搞得七零八散。他的炮兵已被分离出去，万福麟将军所辖的一部分东北军仍然留在河北南部。1935年，东北军两次受到红军的重创，蒋介石不但未给少帅增补一兵一卒，而且他的军队在军需装备的供给方面一直受到歧视。即使少帅一时认识不到这一点，他的幕僚和青年军官们也会很快地使他明白：蒋介石又一次施展了他的拿手好戏，即对待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能轻易地把他的军队同化进其嫡系部队之中，那么就采取分散消化的办法加以消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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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学良影响较大的有共产党人、青年学生、爱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位，这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1893—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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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西安时，张学良急于迅速打垮红军，以实现抗日之举。因此，他立即下令向红军进攻，结果他的军队受到了两次沉重的教训。他的两个最精良的师——第一一○师和第一○九师全被消灭，两个师长都在战斗中阵亡。军事上的挫折使少帅受到强烈的震动，这是张学良对红军发动的最后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他再也未敢轻举妄动。到1935年末，他看明白了，军事围剿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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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张学良和杨虎城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往张学良赴京，机场冠盖如云，党国要人如何应钦、宋子文等人都亲自前来迎接，那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荣耀。可这次，由于剿共不利，南京方面对少帅颇为不满，机场上冷冷清清，只有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等候在那里。这种冷落场面，使少帅非常尴尬。自东北沦丧以来，张学良流离失所，寄人篱下，尽管表面上仍位高权重，轰轰烈烈，但他内心却非常敏感，最怕别人看低自己。他把这次礼遇的降格，看做是自己地位的下降，今非昔比，少帅内心倍感凄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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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开会期间，张学良思想上矛盾重重，感到再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急需另找出路，但出路何在，少帅感到茫然。显然，东北军和他张学良的出路在于打败日本，收复东北。但他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打算找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倾吐一下心中的苦闷，于是，他想起了东北同乡杜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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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五届一中全会后，张学良秘密前往上海，会晤杜重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说他过去在意大利学过法西斯主义，曾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但现实使他感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杜重远听罢，向他介绍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杜重远建议少帅，促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具体步骤有三：（1）与红军取得联系，依靠红军；（2）东北军和西北军是一对患难兄弟，故杨虎城是天然的盟友；（3）新疆的盛世才是东北同乡，少帅的旧属，他与苏联关系密切，与他合作，还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杜重远的一席话使少帅深受触动，它不但加速了张学良思想的转变，而且最终导致少帅的西安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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