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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广西的反叛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新萌发出来的政治观点。1936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公然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抗衡，要求允许他们北上打日本。虽然“两广事件”在三个月内就被不流血地平定了，但它对中国的政治气候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出现了与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这样就削弱了南京政权的领导，同时，也有助于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日本的侵略上。[44]特别是由于两广联盟的领导人在向全国通电中声明要对日宣战，这种抗日立场使少帅深受感动，他一向把自己当做负责收复东北失地的领袖，因此对抗日的口号非常敏感。现在，身居南方的军人们都能提出收复失地的主张，而亲自丢掉东北的张学良却做不到这一点，这不能不使他感到羞愧。孙中山夫人的言行也对少帅产生了影响。他们在上海时曾是邻居，两家的公馆位于法租界的同一个街区。这位曾经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的端庄秀丽的女人，始终为抗日救亡而四处奔波。她曾这样激励过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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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有所作为，以便将功补过，抹掉你的耻辱（丧失东北）。[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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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当时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少帅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激进的知识界人士，亲眼目睹了爱国运动的滚滚洪流。他亲身投入了民族救亡运动，从而更增加了他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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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少帅就成为公开庇护学生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唯一的实力派人物。上海救国会的成立和两广同盟的反叛，“对于张学良国内政策和对日政策的形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47]结果，张学良实际上已把西安变成民族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基地。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想抗日，少帅都予以衷心的支持。他还发起出版了《西北向导》、《文化》以及其他倡导抗日的刊物和小册子，积极鼓动抗日。同时，他还组织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为联共抗日作准备，当日本人开始在北平制造事端时，张学良在南京写了一封亲笔长信，命令驻扎在北平的一部分东北军，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得退让一步。他宁愿看到事态扩大，也不愿使北平轻易地落入日本人手中。[48]张学良耳边抗战的喊声越高，他抗战的决心就越大。他发誓要在收复沦陷家园的战斗中奋勇当先。他已开始对蒋介石“平定内乱高于一切”的政策失去信心。[49]这时张学良已经看出：十年内战并没有统一中国，只有通过抗击外来侵略，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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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开始形成之时，少帅非常关心这一新的爱国运动。他营救46名爱国学生一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这些学生是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领导学生运动的东北学生，当时被政府警察逮捕入狱。1936年3月，张学良以个人名义担保，营救他们出狱，并邀请其中的学生领袖到西安来，继续安全地从事他们的事业。[50]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许多左翼分子和共产党学生领袖来到西安，在少帅手下工作。其中包括化名为孙力的宋黎，他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的领导人。宋黎抵达西安以后，与少帅进行了多次长谈。张学良非常关心学生运动，提出了许多问题。宋黎则问少帅，如果蒋介石继续对日忍让，你还会无限期地支持蒋介石吗？张学良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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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只有保持统一，才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所以我要信任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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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我不能把西安和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然而，我认为你们会对我所实际采取的政策感到满意的。现在，由于我的处境，我不能把我的真实意图告诉你们，我深深地同情你们的运动，我要尽我的全力使你们的主张为我的部下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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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0名来自北平的学生被少帅邀请到西安，组成一个专门的团体，在孙铭九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类似政训学校的组织，取名为学兵队。学兵队的训导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这些学员后来都被应征入伍，与驻扎在西安周围的13万东北军打成一片，成为东北军中的抗日骨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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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的司令部成为积极从事反日运动的避难所，而少帅则把自己当做爱国学生的保护人，并完全与他们打成一片。正如尼姆•韦尔斯所指出：这是他政治主张发生转变的原因。[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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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张学良发生转变的另一个因素是共产党人提出的统一战线的主张。[53]1936年10月，张学良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立场，对南京政府增派胡宗南围剿红军的举动感到遗憾，并再次呼吁国民党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信中最后敦促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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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的责任者，如果能顾及中华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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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阅后，悚然动容。他决定，接受他们的主张。[55]大部分东北军青年军官都十分愿意接受统一战线政策，因为他们感到，联合所有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是他们的主要职责。甚至少帅本人也被统一战线政策所感动，20多年以后，他曾回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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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引吭高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不仅赢得了我的共鸣，而且在东北军中深得人心，尤其是得到许多青年军官的拥护。由于剿共战争毫无进展，我开始对我过去的信念感到沮丧。因此，我向部下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许多人向我建议，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与杨虎城合作。[56]停止剿共战争，保存实力，联合那些愿意抗日的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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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成为统一战线运动的中心，少帅则是它的实际领导者。他的第一步措施是振兴东北军。1936年6月15日，王曲军官训练团开幕了，很快这个机构就被左翼团体所控制，成为东北军中统一战线运动的核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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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吴天威教授所指出：这一政治性的军官训练学校的创立，标志着张学良生涯的关键性一步。因为他开始在陕西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基地，使之成为旨在加强东北军的政治团体。[59]他提出：“抗日是中国的唯一出路。”[60]这个口号给当时正在日益高涨的抗日爱国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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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22日，在一次给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训话时，张学良明确公开了他的立场。[61]少帅在这次讲话中指出，从他以前的决定和声明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但是现在应该把这一立场明确、坦率、公开地宣布出来，作为一个指导原则供学员们公开讨论。他所提出的主要原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抵抗日本，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只有抗日，中国才能实现内部的统一。所以，统一和抗日战争不能截然分开，现在，抵抗日本侵略已是实现国内统一的必然结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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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感到学员们已被他的话所感动，经过他的一番慷慨激昂的痛切陈词，学员们已认识到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并完全接受了这一原则。他提醒军官们，切不可对此事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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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日本人既已决心征服中国，就绝不会允许我们为抗日战争进行从容不迫的、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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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是东北军的神圣使命，要实现这一使命，唯有靠东北军将士的精诚团结，即万众一心，目标一致，完成一个中心任务，为新时代中的国家与人民建立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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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帅的性格中，总有一种利他主义。他毫无怨言地把东北的沦陷归咎为自己，告诉他的年轻军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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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用武力从我们手中夺走了东北，我们一定要以自己的力量把它夺回来。收复家园是我们的天职，我们东北军必须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我们应单独承担起最大的牺牲。[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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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最后说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抗日战争便不能在中国兴起。同样，没有全民总动员，抗日也就无从谈起。他预见到抗日将是一场持久战争，但中国终将会赢得胜利。[65]他要求其东北军将士要顾全大局，千万不要狭隘偏私。在与日寇的生死搏斗面前，没有时间空谈。必须把一团散沙似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起他们的热情，使之成为支持其领袖的强大后盾，与日寇在战场上拼个高低。[66]至于围剿中国共产党，张学良说，把剿共和抗日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前者是领袖给我们的临时命令，而后者是东北军最重要的使命。况且，共产党的力量已在迅速衰竭，有如强弩之末。相反，日本人方兴未艾，势力日渐增强。所以，抗日是唯一的问题。[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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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最后亲口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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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很久以前就下定决心，我将决不做任何有损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事情。不仅如此，我对所做出的牺牲决不反悔。如果砍下我的头对民族复兴有利，我将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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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共产党加紧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做统战工作之际，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也在日益加剧，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少帅联共抗日的决心益发坚定。1936年7月末，张学良亲自发起组织了抗日同志会，这是一个由东北人组成的秘密组织，少帅的用意是要使之成为联共抗日的核心机构。少帅自任抗日同志会的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苗剑秋为理论部长。这三人深得少帅的信任和器重，成为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人物。抗日同志会自成立起，至“西安事变”发生这四个月期间，共发展了70多个会员，其中许多人都掌管着东北军的机要部门，成为张学良身边的亲信，甚至包括几个共产党人。他们对少帅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贯彻统一战线路线，向他灌输反蒋情绪。由于这些人的活动，一系列抗日爱国组织和方案便接二连三地产生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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