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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最后亲口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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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很久以前就下定决心，我将决不做任何有损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事情。不仅如此，我对所做出的牺牲决不反悔。如果砍下我的头对民族复兴有利，我将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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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共产党加紧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做统战工作之际，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也在日益加剧，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少帅联共抗日的决心益发坚定。1936年7月末，张学良亲自发起组织了抗日同志会，这是一个由东北人组成的秘密组织，少帅的用意是要使之成为联共抗日的核心机构。少帅自任抗日同志会的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苗剑秋为理论部长。这三人深得少帅的信任和器重，成为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人物。抗日同志会自成立起，至“西安事变”发生这四个月期间，共发展了70多个会员，其中许多人都掌管着东北军的机要部门，成为张学良身边的亲信，甚至包括几个共产党人。他们对少帅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贯彻统一战线路线，向他灌输反蒋情绪。由于这些人的活动，一系列抗日爱国组织和方案便接二连三地产生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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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奋不顾身地保护他手下的左翼分子。1936年夏，西安拥护统一战线和反对统一战线两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蒋介石的军警、宪兵和特务全力以赴，破坏统一战线运动，一度对左翼分子实行恐怖手段。8月底，蒋介石命令陕西省党部的特务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他当时在少帅司令部工作。同时遭到扣押的还有一名学生代表，以及一名前去打探情况的东北军官员。蒋介石一方面打算通过逮捕宋黎等人，破坏西安的统一战线运动；另一方面，也要给张学良一点颜色看看，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少帅闻讯，勃然大怒，派人截回宋黎，并找来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拍案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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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剿总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竟然擅自逮捕我的部下，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到底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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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唯唯诺诺，连声告罪。少帅余怒未息，命令孙铭九率卫队查抄省党部，抢回被扣在那里的两个人，并抄走全部电台密码和秘密档案。[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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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影响很大，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少帅亦觉过于唐突，乃于次日，电告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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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部此举，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群情激愤，迫得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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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无奈，只好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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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予处分一节，应免置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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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矛盾的一次公开暴露，进一步加深了二人之间的裂痕。虽然蒋介石克制自己，隐忍不发，但他已决心当机立断，消弭隐患，彻底解决西北问题。而张学良采取了一条更加独立于南京政府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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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末，张学良和其他西北军政首脑计划组建西北五省同盟，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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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会见了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和一些中国新闻记者。他向他们透露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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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中国的真正统一是可以实现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齐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了。我之所以抱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自从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地区以后，许多次内战迫在眉睫，但由于中国人民实际上都想联合一致，抗击外国侵略，所以民心之所向阻止了这些内战的爆发。因而，只有抵抗外辱，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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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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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西北其他军界高级人士绝对忠实于政府。但是，如果共产党能够与我们真诚合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抗击共同的外来入侵者，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像最近西南所发生的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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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要领导东北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甚至不惜与共产党携起手来，这与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截然不同。不仅如此，张学良还试图影响南京中央政府一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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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侵华日军率领蒙古和满洲国傀儡军队发起对绥远的进攻，绥远驻军傅作义所部奋起抵抗，遂爆发绥远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不想在绥远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11月18日，蒋介石飞抵太原，向山西省首脑阎锡山和地方军事长官傅作义将军保证，日本进攻绥远不单单是个地方问题，它是整个国家和民族问题。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答应派军队增援，他只是说，他已有良策来对付时局。要求他们保持冷静，以民族大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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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方军队在傅作义将军的指挥下，孤军奋战，对日本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绥远战役激起的巨大爱国热情，席卷中华大地，同时也使少帅和东北军受到强烈的刺激。过去他们一直把打日本视为自己的天职，如今人家动手了，陕西与山西，咫尺之隔，他们岂能坐视。东北军群情激愤，“支援绥远，抗击日寇”的口号弥漫于整个东北军营。一些军官向少帅请战，如果南京政府不允许他们参加绥远抗战，他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75]在部队情绪的感召下，少帅致电蒋介石，请缨增援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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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请速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抗日，……一鼓而挫敌气。[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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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电文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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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仍不死心，于1936年11月27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感情激昂的请缨信，恳请他把东北军调到绥远前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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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东的局势日愈严重，……这半年多来，我不断向委座陈述我为救亡图存而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的原则和方案。……现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委座的命令。……过去，委座和我曾向我们的军队表示，一俟时机来临，定将允许他们实现其与日寇决战的愿望。为了控制我们的军队，我们应该遵守自己的诺言。否则，他们不仅把我，而且也会把委座看作骗子，从而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请委座下令让我动员部队吧，如果不能动员整个东北军，至少要动员一部分，立即开往绥远，去支援那些正在实现自己神圣使命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志士们。如能这样，我和十多万将士，将永远追随委座，至死方休。[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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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与马相伯、杜重远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章乃器、杜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