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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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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只身一人乘军用飞机抵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之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甚么区别？”[25]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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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用使学生、也可以用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由以上两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绝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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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全国民众面前。同胞们！我们只求实现主张，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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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壮派军官们热情支持少帅的行动，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热情已很难控制，难以预料他们会采取哪些狂热的举动。然而，投靠南京政府的变节分子也不乏其人。例如，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身居中枢要职的交通处长便都有卖身求荣、泄露军机之嫌，先后遭到张、杨的严厉惩处。但他们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尤其是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的变节行为，使西安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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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二”西安扣押蒋介石一事，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各阶层，而且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值此之际，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张、杨发动兵变的意向和主张公布于世，争取全国公众舆论的支持。所以事变当天，张、杨便起草了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包括其八大主张，并立即交给蒋斌，限他即日发出。不料蒋斌有负于少帅，不但扣下通电拒不发表，反而向南京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何应钦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严加控制全国的邮电系统，严格封锁来自西安的一切消息，致使外界一时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更是鲜为人知。不仅如此，南京宣传机构还不惜捏造谣言，混淆视听，一条条有关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向全国各地，乃至向全世界发出。日本在华的新闻报刊机构，更是大肆渲染，推波助澜。于是，西安在世人面前简直成为一座疯人院，而张学良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具有乃父遗风的绑票土匪。[27]何应钦乘机扬言委员长已被杀害，力主下令讨伐，甚至举行白衣誓师仪式，以渲染讨伐西安的气氛和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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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除了广西等少数地方实力派以外，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甚至警告之声。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使少帅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度曾使他对自己丧失了信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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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倾向，如上所述，是要求张学良尽快释放蒋介石。中国各家报纸联合发表一篇感情激昂的文章，呼吁人民当此危急关头，要无条件地和政府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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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益世报》提出：（1）政府应立即在南京召开一个救助会议；（2）救助会议代表应包括南京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人、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各党派的领袖；（3）这次救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拯救蒋介石，恢复他的自由，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组南京政府，改组立宪政府的组织结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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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社，这是30年代在中国舆论界最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它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适度而谨慎的声明，14个省和大城市的报纸和新闻机构也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名。声明以相当模糊的语言，提出三点主张：第一，在内乱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若使中国求得生存，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保持一个绝对独立自主的、坚定的立场。无论是什么主义，它都必须建立在有利于国家救亡图存的基础上。第二，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全国人民应启发他的良知，使他释放委员长。第三，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简单而明确，符合正义和中国传统的法律，也要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诲互相一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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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爱国团体和青年学生组织是拥护少帅这一举动的，他们积极响应西安方面的主张。全国救亡协会提出下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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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止内战；（2）停止镇压共产党；（3）组织统一战线；（4）和平解决“西安事变”；（5）加强和援助绥远的抗日战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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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安事变”的消息公开了以后，北平学联立即通过了下列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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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要求：立即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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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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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谴责以任何借口发动任何形式和任何种类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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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要求蒋介石联合张学良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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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全部接受张学良提出的抗日主张，必要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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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和中国所有各党派、各种力量召开一个全国国防会议，共商抗日救亡之大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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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决议表明，中国学生的反日情绪极为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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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阶层是大学教师，他们是比较保守的。1936年12月15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致电张学良，口气颇为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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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20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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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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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博士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才从美国回来，他于12月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了一篇星期日社论，题为“叛逆张学良”。他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反对少帅。他在这篇文章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