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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社，这是30年代在中国舆论界最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它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适度而谨慎的声明，14个省和大城市的报纸和新闻机构也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名。声明以相当模糊的语言，提出三点主张：第一，在内乱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若使中国求得生存，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保持一个绝对独立自主的、坚定的立场。无论是什么主义，它都必须建立在有利于国家救亡图存的基础上。第二，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全国人民应启发他的良知，使他释放委员长。第三，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简单而明确，符合正义和中国传统的法律，也要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诲互相一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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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爱国团体和青年学生组织是拥护少帅这一举动的，他们积极响应西安方面的主张。全国救亡协会提出下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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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止内战；（2）停止镇压共产党；（3）组织统一战线；（4）和平解决“西安事变”；（5）加强和援助绥远的抗日战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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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安事变”的消息公开了以后，北平学联立即通过了下列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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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要求：立即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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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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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谴责以任何借口发动任何形式和任何种类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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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要求蒋介石联合张学良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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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全部接受张学良提出的抗日主张，必要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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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和中国所有各党派、各种力量召开一个全国国防会议，共商抗日救亡之大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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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决议表明，中国学生的反日情绪极为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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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阶层是大学教师，他们是比较保守的。1936年12月15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致电张学良，口气颇为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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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20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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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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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博士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才从美国回来，他于12月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了一篇星期日社论，题为“叛逆张学良”。他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反对少帅。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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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最使人不解的是，现在仍有一伙青年人对他表示同情和赞赏，如果他们不想损害国家利益，他们也一定是无知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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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社论中，胡博士极力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辩护，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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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知识幼稚的学生，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危害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他最后还猛烈攻击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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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主政华北时，和胡适来往较多。不仅经常见面，也常书信来往。这是张学良给胡适的亲笔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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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叛变最明白地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共产党既然已经主张了国际主义，他们怎么同时还能是爱国主义的呢？他们为民族阵线摇旗呐喊，只不过是在行将灭亡以前为求自保的一种策略。其次，他们侈谈抗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真正抗日的人是不会扣押正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的。第三，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这种行动的，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发表社论谴责这种行为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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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深得南京政府赏识，故将它大量印发，在当时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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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于12月16日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张学良之叛乱”，对张学良进行了最恶毒的谩骂式的攻击。他极力为南京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辩护，对少帅进行人身攻击。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