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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部分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等在陕北。左起坐者：左二为毛泽东，左三为朱德，左四为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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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袖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以朱德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主张杀掉蒋介石，报这10年来血海深仇。而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则赞同用蒋介石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政府抗日，并以此使西安获得军事优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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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起初兴奋万分，有资料证明，他于12月13日下午4点召开一个3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说，1927年12月以来，蒋介石欠下我们的血债有如山高，现在算账的日子到了，一定要把蒋介石带到保安来，接受全国人民的公开审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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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曾这样打算，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20年后，张国焘透露，早在12月12日下午，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就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采取下列行动：（1）给张学良发电报，赞扬他的举动，向他保证，共产党在今后的任何行动中都支持他的领导；（2）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3）通知彭德怀和其他红军将领将其军队开赴延安及附近地区，与友军紧密团结；（4）指示驻在西安的共产党联络官，除有关抗日问题以外，不要表示任何具体意见，等候周恩来等人的到来。[59]同时给莫斯科打电报，请示第三国际对蒋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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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负责外交事务的莫洛托夫、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和苏联元帅伏洛希洛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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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晚上，莫斯科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的电报，经上海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之手，转到保安。[60]莫斯科的电文集中阐述了三点意见：（1）“西安事变”是一个由日本人、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制造混乱和内战；（2）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全国统一战线，张学良绝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领袖，而蒋介石可能是唯一有资格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人选；（3）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其最大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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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这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由于保安地处一隅，中国共产党一直与世隔绝，不能从外面得到任何消息，所以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简直是“晴天霹雳”！[62]把共产党搞得目瞪口呆。许多人强烈反对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来回踱步，百思不得其解。“西安事变”明明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果，怎么能把它叫做“日本人的阴谋”呢？[63]正如周恩来对王炳南所说的那样，[64]共产党领袖们为了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已有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在我们整个一生中，这是最难做出的决定。[65]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们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他们就得不到苏联的任何援助；而如果他们按照莫斯科的三点意见行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的联盟就有可能立即破裂。即使他们避免了分裂，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之后所采取的报复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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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行会议，研究所要采取的具体方案，最后决定把莫斯科的电报转达给已在西安的周恩来，要他向张学良通报莫斯科的指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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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2月19日，中共中央才为如何应付这一重要事件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方针。人们一致认为，这一方针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主要集中了在保安的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和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的想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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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共产党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双十二”扣蒋这一事件，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因此，发动这次事件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这一事件扣押了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及其主要将领，因此多少属于军事阴谋的方式，以致把南京和西安置于相互敌对的地位，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危险。故此次事变又有妨碍全国抗日力量团结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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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景做了两种推断：其一，由于这一变故，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使南京大部分中间力量走向亲日派一边，从而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给日本人的侵略提供方便。这正是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战线，尤其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朝思暮想的局面。其二，由于这一变故，使南京政府停止剿共，从而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早日到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发展。这是国际和平力量，特别是正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中国人民所衷心期待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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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共中央指明实现第二种前景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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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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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反对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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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情西安事件，给张、杨以军事上、政治上的实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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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张、杨联合起来，准备抵抗南京的“讨伐”，以防御战促其反省，制止内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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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中央的这一指导方针中，不难看出莫斯科电报指示的痕迹。但是，中共与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能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但他们也不能接受莫斯科对此次事件的性质所下的结论，以及对张学良的污蔑和攻击。这一指导方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领袖们进退维谷的矛盾心理。结果，他们从总体意义上遵循了莫斯科的指示精神，但在具体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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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向南京和西安的双方领导人发表一项声明，它开篇就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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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公首列，其主张是立即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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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共产党领袖对双方提出四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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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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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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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