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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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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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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在结尾部分，敦促南京诸公在避免国家混乱的基础上决定国家政策，共赴国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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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整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起草这份宣言。宣言之所以耽搁了这么久才发表，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先是等待莫斯科的指示，它为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然后等待周恩来代表团的报告。正如吴天威教授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把自己的生死存亡与他们即将被卷入的极为复杂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71]所以，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谨慎处理各种微妙的关系。对于莫斯科的指示，他们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盲目地照搬套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接受其合理部分，抛弃其荒谬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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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建立在他们的长期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自1936年夏以来，“统一战线”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变为“拥蒋抗日”。事实上，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不久，19位中共领导人就已写下一封长信直接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以便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信，单是蒋介石一个人就有权力和威望停止内战，领导全国进行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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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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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西安事变”之初，他们的反应十分冲动，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由于蒋介石被扣在西安，使得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地位出现真空状态，无论是何应钦还是张学良都不能填补这一真空，他们的威望和权力都需要蒋介石的领导才能产生。况且，蒋介石暂时不在其位，将引起一场较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10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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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是停止内战，以便进行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他们认识到，如果“西安事变”不能得到和平解决，那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而对共产党的前途也是不利的。如果南京与西安之间一旦爆发战争，短期内便不会中止，它势必将是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恶战。这样就会给日本人占领中国创造有利的时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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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消息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也使全世界为之一惊。各国主要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了此事，它也成为外交官们活动的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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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发表声明，与这次事变划清界限的国家是日本。外相有田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处一收到关于事变的报告，便立即召开一个紧急内阁会议，讨论此事。然后他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一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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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不会因这次事变改变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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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华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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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动，不会容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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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政府将指示其驻外机构和组织，保持明确而正当的态度，以免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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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将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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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要企图收买中国地方军事实力，从事变中获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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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本将继续执行它对华北和内蒙的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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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其防御共产主义的坚定态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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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海军省发布了一个绝密命令给第三舰队参谋长和所有在中国和满洲国的海军军事部门，命令他们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变。[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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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日本关东军公开要求南京政府贯彻防御共产主义的政策。[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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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外相有田通知中国驻东京大使许士英，在此事件中，如果南京与西安之间达成妥协，日本政府将不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仁慈的坐视观望态度”。第二天，有田又会见了许士英，表示日本政府深切关注中国政府在处理西安局势中将要采取的行动。许士英在其答复中，向日本外相保证，南京政府将不会与西安做出任何丧失理智的妥协。[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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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于12月21日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向他询问了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抗日亲共政策的立场。张群向这位日本大使表示，中央当局无意与西安达成任何形式的妥协。他向川樾保证，尽管发生了“西安事变”，南京的对外政策丝毫不会改变。[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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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川樾还以私人身份拜会了何应钦。会晤中何向他保证，中央政府已决定发布讨伐令，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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