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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英国表现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架势，主动积极地调和西安与南京的关系，营救蒋介石。英国驻华大使纳齐鲍尔•休根森爵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帮助南京政府促成蒋介石的获释。首先，他建议由威廉•H.端纳飞抵西安，查明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问题。然后，他向宋子文和孔祥熙表示，愿意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帮助。端纳和詹姆斯•艾登从西安回到南京后，带回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和少帅的意图，张学良的意思是，如果蒋介石改弦易辙，他自己的安全又能得到保障，他便准备释放蒋介石。纳齐鲍尔•休根森大使提出，只要释放了蒋介石，外国军队将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他还建议由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到天津或上海，然后少帅可以从那里直接到外国去，而蒋介石则返回南京。[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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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把英国大使的这一提议报告给国务院，罗斯福总统也赞同这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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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采取了与英国和美国大致相近的立场，但是不加入他们的调停。[81]法国保持超然的态度，“等待和观望事态的发展”。[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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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是张学良的好友，他于12月21日给少帅发来一份私人电报，要求释放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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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曾是我的朋友，但如果阁下加入共产党，则将是我的敌人。中国没有蒋介石，则不能自存。[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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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亚诺坚持认为，中、日之间应寻求一致和谅解，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唯一明智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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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以外，各国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从各国的在华利益出发，纷纷谴责少帅“受苏俄指使”、“与共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并攻击少帅有“政治野心”。所有这些更加重了张学良的思想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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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与此事有关的政府，除了日本以外，一致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调停方案，并于12月24日把这一方案交给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但是由于此时蒋介石已被释放，并于12月25日同张学良一起返回南京，显然就不需要考虑各国政府能否需要调停的问题了。[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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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反应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包括中国共产党也无法理解。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个星期，《真理报》还尖锐地抨击蒋介石对德、日同盟所发表的宣言，而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这家报纸却又赞扬蒋介石维护国家统一的功绩，提出中国的统一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最好政策。[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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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消息报》社论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更详细、更全面的评论。为了正式洗刷自己与这场事变的关系，它极力诋毁张学良，甚至不惜捏造一个神话，说西安叛乱是“著名的日本代理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社论指出，张学良的部队是真想抗日的，但张学良本人却一贯遵循一条对外来侵略不抵抗的路线。[86]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消息报》社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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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来说，民心所向的最理想的结局就是迅速而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明显地与那个伟大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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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态度对少帅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他没有料到苏联竟如此对待他。张学良素来重视苏联，认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必须争得苏俄的援助。因此，他在酝酿联共抗日的过程中，曾派栗又文到新疆联系那里的统治者、亲苏的军阀盛世才，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他万万没有想到，苏联竟把他列为汉奸之类，大肆抨击，真是又伤心、又气恼，这也是使张学良信心不足，仓促放蒋的主要因素之一。[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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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明显看出，汪精卫是亲日派，如果真如南京亲日派所策划的那样，由他接替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主政南京，他将肯定唯日本人的马首是瞻。苏联的惊恐是可以理解的。试想，一个由汪精卫主政、何应钦统军的国民政府能不使中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同盟吗？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因为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一致要求抗日，况且各界的反应有利于蒋介石，所以，苏联加紧谴责张学良，把他和亲日派汪精卫联在一起。苏联没有理由为拯救张学良免遭厄运而努力。另一方面，苏联吹捧蒋介石，使他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英雄。这样，不管蒋介石愿意与否，他除了领导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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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前往孔祥熙的寓所拜会了他，向他表示苏联政府对南京深表同情，极力表白它与这次事变毫无关系。[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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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页。罗瑞卿是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官，吕正操是东北军万福麟将军下面的一个团长，王炳南是共产党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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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潼是西安以东45英里的一个小城，四周围墙高耸，中间一道城门。士兵们要进西安必须经过北门，如果城门把守严密，便无人能进城或接近西安，因此临潼又叫临潼关（指城门而言）。临潼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别墅，叫做华清池，一座精美的浴室修造其中。历史上唐明皇与杨贵妃曾在这里留下千古风流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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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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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右军前引书，第1页。另见吴天威前引书，第75—76页。但有人认为，张学良当夜10点在杨虎城新城大楼司令部里，召集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师级以上军官的联席会议，共有13个人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在此前一天，东北军一个师、西北军一个团就奉密令开进西安郊区。见郭增恺：《西安事变之功过》，载《热风》，1955年1月1日，No.33，第8页。另见贝特兰前引书，第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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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9页。另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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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9页。另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11页。另见李金洲前引书，第28页。但有人认为，少帅委派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执行这一任务，因为白办事谨慎可靠，是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合适人选。由于白从前未曾见过蒋介石，故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故意带白进见蒋，说白即将赴绥远参加抗日战争。通过这次晋见，白认识了蒋介石。作者于1977年8月9日在台北与王铁汉将军的谈话，及1987年8月28日于沈阳与卢广绩的谈话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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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铭九前引书，第11—12页。伯特伦前引书，第121—122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81页。詹姆斯•贝特兰当时正协助埃德加•斯诺在西安城里为《伦敦先锋日报》撰写通讯报道，就在释放蒋介石以后，贝特兰曾会晤过孙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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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介石当时正在华清池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睡觉，他被枪声和警卫的呼声惊醒，他首先意识到，这是红军在进攻，他吓得浑身发抖，慌乱中，披起睡袍，穿着拖鞋便仓促逃出房间。前院的枪声很紧，所以他跑到后门，可后门上着锁，在一个侍卫的帮助下，他爬上院墙，跳到院外。但他没料到墙底下是一道八英尺深的沟，结果摔进沟里，扭伤了髁骨，跌断了几根肋骨，拖鞋也不知去向。一位副官在一块叫做“虎绊石”巨岩后面的草丛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出沟渠。后来，人们在这里修了一个亭子，叫做“捉蒋亭”（因蒋在此被捉而得名）。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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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介石当时正在华清池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睡觉，他被枪声和警卫的呼声惊醒，他首先意识到，这是红军在进攻，他吓得浑身发抖，慌乱中，披起睡袍，穿着拖鞋便仓促逃出房间。前院的枪声很紧，所以他跑到后门，可后门上着锁，在一个侍卫的帮助下，他爬上院墙，跳到院外。但他没料到墙底下是一道八英尺深的沟，结果摔进沟里，扭伤了髁骨，跌断了几根肋骨，拖鞋也不知去向。一位副官在一块叫做“虎绊石”巨岩后面的草丛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出沟渠。后来，人们在这里修了一个亭子，叫做“捉蒋亭”（因蒋在此被捉而得名）。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3页。另见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1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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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蒋介石当时正在华清池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睡觉，他被枪声和警卫的呼声惊醒，他首先意识到，这是红军在进攻，他吓得浑身发抖，慌乱中，披起睡袍，穿着拖鞋便仓促逃出房间。前院的枪声很紧，所以他跑到后门，可后门上着锁，在一个侍卫的帮助下，他爬上院墙，跳到院外。但他没料到墙底下是一道八英尺深的沟，结果摔进沟里，扭伤了髁骨，跌断了几根肋骨，拖鞋也不知去向。一位副官在一块叫做“虎绊石”巨岩后面的草丛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出沟渠。后来，人们在这里修了一个亭子，叫做“捉蒋亭”（因蒋在此被捉而得名）。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3页。另见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1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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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介石：《西安半月记》，美国，纽约，1937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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