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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塘沽协定》，见上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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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何梅协定》，见上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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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里明显指的是德国和日本11月间签订的反共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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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其中七点完全是对共产党于1936年12月1日发表的“救亡”通电的响应。见贝特兰前引书，第126—127页。《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6日，第6页。另见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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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贝特兰前引书，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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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由共产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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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彭德怀的部队就驻扎在三原，距西安仅30英里。徐海东所率领的另一支部队约1万人正准备开赴陕西、河南交界。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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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彭德怀的部队就驻扎在三原，距西安仅30英里。徐海东所率领的另一支部队约1万人正准备开赴陕西、河南交界。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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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张宗昌是原老帅张作霖属下的一个亲日派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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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12月16日的讲话极为重要，因为蒋介石12月14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一段重要记载：“清早，张走进来，立于门后，黯然拭泪，颇有悔悟之意……上午，他又前来，一再请我换个地方住……被我断然回绝。张遂说：‘学良等拜读了委员长的日记和其他文件，从中深感委员长人格之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事业之忠诚以及忍辱救国之决心，远出学良等辈之所料……’”见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45页。我们上面援引的这段日记不是蒋在日记中记述的全部，我们从中所能看到的是少帅确信了蒋介石对革命的忠诚和救亡的献身精神。然而，张学良在12月16日的讲话却证明：他当时可能确已拜读过蒋的日记，却并没有产生如蒋所说的“悔改之意”，也并未看出他如何为蒋的“伟大人格”所感动。如果他改变了对蒋的态度，就不会把蒋比之于袁世凯、张宗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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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第384—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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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另见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载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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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益世报》，1936年12月1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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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吴天威前引书，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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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致外相有田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1586号和IMTFE《国防文件》附表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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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左翼学生异常高兴和兴奋，一连几天都未能睡好觉。另一些学生则不知所措，他们怕南京发动内战。有些学生则感到害怕。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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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0日，第1版。另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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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0日，第1版。另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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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中央日报》，南京，1936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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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三所大学的校长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南京大学校长陈福匡和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吴贻芳。吴天威前引书，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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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何廉前引书，第2卷，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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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洛克哈特致胡尔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USNA893•00/1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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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西安反叛》，见《中国周报》，1937年12月16日。阎锡山也收到蒋夫人的一封电报，要求他作为调解人，促成她丈夫的释放。蒋夫人是在孙科和王宠惠的建议下发这封电报的，见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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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吉伦前引书，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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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吉伦前引书，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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