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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张学良之邀前来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右）、叶剑英（中）、博古（秦邦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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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斯大林在听说汪精卫与希特勒会谈之后，便立即给中共发了上述电报，紧接着又发了一份详细的指示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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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以后，一致认为，如果他们不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办事，他们就不会得到苏联的任何支援，就有可能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进攻。况且，莫斯科的指示从总体上来说，与他们所倡导的统一战线和“拥蒋抗日”的政策并无分歧，所以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应立即把莫斯科的指示通知周恩来，要求他劝说张学良，根据电报的精神释放蒋介石。周恩来收到保安来电以后，也对莫斯科的态度大吃一惊。[74]他主要不能理解的是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诋毁，以及对张、杨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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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想法是符合逻辑的，对于他来说，中、日对抗是其外交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蒋介石毕竟不是亲日派，如果能争取他领导全民族抗日，那么，日本将陷在中国战场上，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减轻了苏联可能遭受日本进攻的威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相反，如果蒋介石被杀或被长期扣押，南京政府采取镇压叛乱者的立场，中国将分裂为各种阵营，南京国民政府将落入亲日派的手里，汪精卫掌管政事，何应钦指挥军事，造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加入反对共产国际的阵营。苏联将受到威胁。因此，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从国际主义大局出发，即“保卫社会主义苏联”，释放蒋介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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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指导方针和莫斯科的指示精神，开始对少帅施加影响。他首先肯定了张、杨此举的爱国动机，然后，他告诉张学良，他个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不是在西安建立独立的政权。这样，只能助长南京主张讨伐西安的闹剧，蒋介石的追随者将会进行一场长期的斗争，这实际就等于一场长期的内战，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样不仅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而且也辜负了二位将军抗日爱国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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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继续说道，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是举国一致的抗战，而不仅仅限于西安一隅，中国需要的是统一和合作，而不是分裂或内战。若要使前一种局面得以实现，就必须尽快争取蒋介石抗日。只要他改变国策，答应抗日，就要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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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实际上恰与少帅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此次发动“兵谏”的初衷。扣蒋以后，他一再表白，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他做抗日领袖。他本以为共产党一定不能放过这一报仇雪恨的好机会，因此，曾准备一番言语，劝说共产党捐弃前嫌，顾全大局。没料到共产党如此宽宏大量，如此慷慨，致使少帅在如释重负的同时，不免有某种失落之感。总而言之，他对共产党这种置国家、民族大局于个人恩怨之上的深明大义的立场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同时，周恩来坦诚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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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甚至连杨虎城也未邀请。在互相达成谅解、取得一致以后，他们商讨了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决定一俟时机成熟，便向外界宣告。[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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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少帅的会谈增强了少帅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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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也不大赞成这种“军事阴谋”的手段，这使张学良感到极为不安。自“双十二”事变以来，国内外舆论哗然，少帅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谴责之声，这使他精神压力很大。蒋介石宁折不弯的态度也使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后来，当他听说南京政府坚持要对他进行讨伐时，开始确实感到畏惧了，他所怕的不是别的，正是怕被人不幸而言中，外患面前，挑起内战，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有这些因素，从精神上日夜折磨着这位只有36岁的张少帅，他感到无力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试图尽可能快地结束这一事件。[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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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张学良来到蒋介石住处，向他表示，只要他接受八项主张中的四条，就可以立即送他回南京。蒋介石问被勾销的是哪四项，张学良回答，最后四项，蒋介石说，在他未回南京以前，一项要求也不能同意。[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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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不知道少帅正在改变主意，他对少帅仍完全信赖。然而，如果没有杨的同意，张学良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杨虎城的部队不仅是兵变的一部分，而且西安城实际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中，而少帅的东北军主力全驻守在前线，准备抵抗讨伐。因而西北军完全可以阻止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可以阻止少帅做出其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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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把说服杨虎城的工作委托给周恩来，然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恩来与杨虎城的谈话进行得不太顺利。听说中共方面准备放蒋，杨将军大失所望。若论其本意，他不想放蒋，因为他深知蒋的为人，绝无宽宏大量的气度，况且以下犯上，正触犯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之大忌。蒋介石日后绝饶不了他。但若论当时国家民族之大局，绝无杀蒋而造内讧的道理。况张少帅、周恩来都能以大局为重，他杨虎城岂能计较个人得失。所以他也同意放蒋，但认为此事万不可轻率。实际上，他主张长期扣蒋，直至出现全国抗日高潮的局面。及至听说张、周已达成一致，尽快和平解决，他心乱如麻，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一想到日后他与西北军的前途，便忧心忡忡。因此，他曾对自己的具有共产党身份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大发脾气，[79]此后，周恩来与杨虎城多次会谈，杨表示愿意听从张学良和中共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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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少帅把周恩来引见给蒋夫人，蒋夫人与他的会晤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蒋夫人发现，尽管多年艰苦和与世隔绝的生活，周恩来却仍然是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这次会谈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周恩来在侃侃而谈，他对国内外局势的洞悉，他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干练的风度，都给蒋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一再申明：在中国的目前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80]周恩来继续向蒋夫人表示：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够明确，行动不够迅速。他向蒋夫人保证，西安领导人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问题而感到遗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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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夫人会谈的结果是，周恩来答应说服杨虎城，尽可能早地释放蒋介石。12月23日，由西安、南京和共产党各方代表参加，举行了正式会谈，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蒋夫人、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参加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下列六点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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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南京双方实行军事停战，撤退潼关以东的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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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派分子，把主张抗日的人士吸收到政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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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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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剿共政策，联合红军一道抗日，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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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召开由各党派、各团体参加的抗日救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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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世界上一切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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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杨虎城仍提出他们起初坚持的八项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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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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