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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组中央政府，撤换下列地方官员：上海市长；上海警察局局长；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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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上两种资料所示的文件内容有所不同，但却都包含了张、杨起初八项主张的基本内容。从蒋介石随后的行动来看，这份文件无疑是存在的。蒋介石和蒋夫人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极力否认这一点，无非是要挽回面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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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杨虎城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2点见到这份宋氏兄妹署名的文件后，便同意释放蒋介石。然后，蒋介石召集张、杨二人做了一次简短的告别谈话。据蒋夫人说，她把蒋介石这次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题为“对张、杨的训话”。[104]这篇谈话勾画了中国历史的传统精神和忠君爱国的道理，也回顾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爱国志士的生平事迹，申斥了张、杨非法绑架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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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对这一谈话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首先，蒋介石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样一个轻松的谈话。下面是蒋夫人对他们离开西安时的情景所作的描述。它明显证明，他们离开西安的场面是匆忙而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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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宋子文）突然进门来，他说那些控制西安城的人已同意放我们走。汉卿（少帅）问：“为什么这么晚走？等到明天早晨直接飞往南京不是更好吗？”我高声嚷道：“越早离开这里越好，等什么？难道还要等那些人再改变主意不成！……”汉卿说，虽然杨虎城同意放我们走，但如果他的一些部下们得到风声，可能会引起麻烦。所以，我们应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离开西安。[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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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举行一个从容不迫的告别谈话似乎是不可能的。[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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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资料与蒋介石和蒋夫人的著作迥然不同，一般说来，它们是更可信的。一份外交电报证明，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的所有条件，然后才被放行。[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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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神色紧张地来找杨虎城，对杨说他打算立即送蒋介石一行回南京，杨为之愕然，虽说他已同意放蒋，但没想到少帅竟这样匆忙，然而事已至此，他亦不便反对，只是力劝少帅不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少帅表示，他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手令的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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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就这样随同蒋介石匆忙地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一个人。望着渐渐隐入云端的飞机，杨的心情十分复杂。惊心动魄、举世震惊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吗？它的后果将会怎样？杨将军感到一片惘然。事后，杨虎城对他的亲信表露了对这种结局的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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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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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尤其不能理解，张学良竟如此轻率地决定“赴京请罪”。其实，自扣蒋之日起，张学良就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表白过自己的心迹，只要委员长联共抗日，我仍拥戴他做领袖，并亲自护送他回南京。这种英雄主义的主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就在送蒋走的前一天，他向其部下表明了送蒋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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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都要听我的话，都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胡闹！[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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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始终反对少帅去南京，认为这是一个糊涂的念头，太感情用事了。如果他早一些同中共协商，周恩来可能会劝阻他这样做。可惜周来晚了一步，只能在机场上空叹张少帅受中国传统的江湖义气影响太深。博古认为，少帅的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所驱使的人做出的一种行为。[110]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对少帅的行为予以充分的理解。认为如果张学良不随同蒋介石一起回南京，如果“西安事变”不按照蒋介石的处事方式解决，那就不会和平解决这一事件。[111]然而，蒋夫人却对张学良为什么随蒋介石回南京作了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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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须去南京，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他已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其次，他必须向世人证明，他的所作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一个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急于到首都去接受对其罪行的审判，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汉卿表示宽大的原因……[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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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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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2页。孔祥熙是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连襟，而蒋介石是院长兼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孔为行政院代院长。行政院长是中国政府的行政首脑，类似于西方的首相。而林森先生担任的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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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有资料表明，这也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主意，这是作者在台北与顾祝同将军会谈时收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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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玉祥前引书，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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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玉祥前引书，第31页。孔祥熙前引书，第2卷，第661—662页。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文，1936年12月16日，USNA893•00/13774。洛克哈特致胡尔的电文，1936年12月13日，USNA893•00/13753。另见《国文周报》，1936年12月1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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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是何应钦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如程潜、陈调元和熊式辉。他们得到外交部长张群、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伦和立法院院长居正的支持。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07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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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1页。蒋夫人以她自己的观点记述了“西安事变”，并描述了她在促成释放其丈夫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这份手稿以1.2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北美报业联盟。她把这笔钱赠给托管基金会，用来抚养和教育在“西安事变”中遇难的委员长侍卫官兵的子女。见哈利特•E.阿本德：《我的妻子在中国，1926—1941》（My Wife in China，1926-1941），美国，纽约，1947年，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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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7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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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7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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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C派因其领袖陈果夫和陈立夫的英文姓氏字母而得名。“二陈”是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的师傅的侄子。在1926—1949年这段时间里，蒋委派二陈兄弟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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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本外务省档案，川樾大使致有田外相的电文，1936年1月4日，“西安事变”，S161528/05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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