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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何应钦（1890—1987）（中）确实兴奋了一阵子，暂代总司令，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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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日派控制着军队的实权。1月21日，他们甚至决定对西安领导人和共产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19]只是由于下列两个因素，他们才打消了军事讨伐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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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山东、广西和四川纷纷向全国通电，反对这一新的内战。李宗仁提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焦土抗战、民族复兴的主张。韩复榘明确表示，如中央军进攻西北，则山东方面决定出兵徐州，作武力制裁，以警告何应钦。同时，河北也签署了上述通电，宋哲元发表告同胞书，主要内容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内战，誓以军人卫国之天职，歼灭民族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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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政府在四川存有5000万元的现金，在西安存有4500万元，并在四川的峨眉山上贮存大量军事装备。因此，中央政府如得不到西安和四川的支持，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军事上都会遇到困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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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形势，蒋介石直接任命的军事大员，如陈诚、胡宗南等，也反对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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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通观全局，亦觉此时不利于发动军事行动，于是他来到浙江奉化，于1月24日会见了蒋介石。两位领导人经过长时间会谈，决定中央政府采取以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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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军暂时按兵不动，顾祝同将军应设法进入西安，接管东北军和西北军。一俟时机成熟，顾将军便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出陕西和甘肃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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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组共产党的军队，把他们编入国民党在西北和西南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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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商讨和决定全面的国防政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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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2月25日被释放以来，蒋介石绞尽脑汁，企图摆脱他对西安方面的允诺所造成的麻烦。这些诺言并非他的本意，而是为了诱使西安领导人释放他，所不得不做出的违心的保证。这是他本人和代表他出面的蒋夫人和宋子文一起做出的决定。据说蒋介石曾一度要公开毁约，决定继续剿共，镇压西安叛乱者，处死张学良。然而宋子文反对，他到奉化去见蒋介石，尖锐地指责蒋介石违反自己的诺言。他感到愧对朋友，并威胁要离开中国，到国外去公开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为。蒋夫人也表示他们对不起汉卿，劝说丈夫要听从宋子文的劝告。[22]张学良可能对自己到南京的这一轻率举动而后悔不已，因为他绝对不曾预料到抵达首都后，竟会受到如此对待。如果他对此有所预见的话，他就不会让自己的随从副官们也随他一同赴京了。现在，他的副官们不仅不准去看他，而且一下飞机，就都被监禁起来。就日常生活来说，少帅无论在何处，都受到最好的对待，享受各种舒适豪华的生活。但是，他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自由。不准他会见客人，也不许他向外打电话。[23]据说他曾打算到国外去；也有人说，他想回西安，以强有力的方式处理他的军队，以表达他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和真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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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特别是蒋介石本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是答应东北军的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还是继续拖延这一政治和军事僵局。二者必择其一。当杨虎城释放了南京军事大员们以后，南京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归还扣押在西安的50架军用飞机和500多名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这也是西安方面为争取释放少帅而与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唯一资本了。南京政府要求西安方面归还军用飞机，释放空军人员。但若无张学良的同意，这事恐怕不太好办，所以，何应钦不得不请少帅帮忙。少帅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杨虎城及其将领们，请他们归还飞机，释放有关人员。同时，政府还派一个交涉代表团到西安，代表团由两名东北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王化一和吴翰涛组成，张学良的秘书、随少帅一起扣在南京的李金洲也随之一同回到西安。代表团带来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蒋介石要求西安方面听候中央调遣，撤离陕南，让出西安，退到甘肃和渭北待命。身系囹圄的少帅也给东北军高级将领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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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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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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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云天，不胜依依。[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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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在东北军军营中引起一片唏嘘，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们表示，不释放张副司令，一切都无从谈起，故这次调解未能获得成功。[26]为了向南京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西安方面也派鲍文樾和米春霖二位将军代表东北军、李志刚将军代表西北军赴南京谈判。何应钦这位在蒋被扣期间把持南京军政大权的大员，亲自处理与西安代表的谈判问题。[27]南京政府中的一些东北籍的政治、军事知名人士，如莫德惠、王树常和刘哲等人，都曾在南京政府中任职，他们在谈判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在各种公开场合，南京政府领导人，特别是何应钦，都一再向国内各界人士保证，要本着宽宏大度和仁慈的精神，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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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星期的激烈谈判，和平解决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关键问题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拒绝让少帅回西安。蒋介石在奉化老家的病床上对谈判代表李志刚说：“这不是我个人问题，而是国家问题，是纪律问题。张汉卿来京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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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表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杨虎城和其他西安领导人是否能表示出其真正的悔改之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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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1893—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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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谈判未能取得和平解决的结果，于是西安与南京的谈判开始移到潼关。通过一个曾在东北军任炮兵旅长的东北人刘清同的关系，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将军和陈诚将军与东北军领导人，尤其是同刘多荃——他的部队在清水一线直接与中央军相对峙——进行了几次电话会谈。会谈的结果是，双方都同意避免军事冲突，以获得时间来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1月24日，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和谢诃到潼关谈判有关结束军事冲突问题。在与顾祝同谈判期间，他们提出要求少帅回西安这一政治问题，以此作为最终解决西安问题的前提条件，但顾祝同并不想触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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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双方在政治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但在军事问题上，谈判获得了一些进展。南京政府和蒋介石通观全局，觉得在此时贸然兴起兵端对自己十分不利，蒋介石尤其不想使挑起内战的罪名落到自己头上，故他指示顾祝同，争取和平进入西安。作为停战第一步措施，双方同意，驻守在东线的东北军撤到渭水左岸待命；第二，在他们西撤期间，政府发给一个月的薪水和军需费用；第三，允许少量的东北军驻扎在西安——兰州公路一线，允许少量的西北军仍留在西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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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这三个集团中，只有共产党具有明确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统治。陕北的共产党领袖们深知，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经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就其最终目的来说，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与任何反革命分子、封建军阀或旧军人结成长期的联盟，这些社会因素曾是他们努力推翻的目标。因此，共产党中有人对西北三位一体的联盟并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并不比蒋介石更好。但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识之士却不这样看，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是他们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时候，尤其是他们深知自己当时的力量还不足以完成这一巨大的革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紧迫的问题使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出现了暂时一致的共同利益，于是，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尽管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的，不过是“露水夫妻”而已，[31]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从中敏锐地看到了共产党大展鸿图的前景。他们以政治家所特有的敏感和远见预测到，“西安事变”如能促成消除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那么它将成为共产党，乃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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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结束内战，一致对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能否实现这一愿望，是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中共方面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如上所述，周恩来在放蒋的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在释放蒋介石之后，共产党一再向南京做出善意的表示，为争取进一步的和谈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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