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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苗族甚多，为了便于他们交易，每五日有一个小集，每十日有一个大集。那些去赶集的苗人绝大多数都懂汉语，只是在服饰方面，打扮得花花绿绿，奇奇怪怪。除了服饰比较引人注目外，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张学良一行从10里外的修文跑来赶集，第一次还觉得很新鲜，第二次，便觉得趣味索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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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从抵达修文之后，从无外宾探访，与外界全然隔绝，恢复自由的问题已由失望而近乎绝望。张学良还正值壮年，遥遥无期地闷在这个荒僻的小县，与世隔绝，无论怎样豪爽的人，情绪也无法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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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乙光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想方设法来打发日子。首先发起球类比赛，接着又来一个象棋比赛。在球类比赛中，张学良玩得相当高兴，并赢得网球冠军。羽毛球是于凤至的天下，许建业争得乒乓球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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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到贵州不久，就发生了“贵阳大轰炸”。在大轰炸中，贵阳市中心房屋几乎无一幸免，张学良曾住过的旅馆也被炸得片瓦无存。这次大轰炸后，张学良的活动范围缩小了。有一天，张学良在闲聊中叫许建业派人去县府要一部修文县志来看看，他说准备在县志中搜寻当年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张学良研究明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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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香港尚未沦陷之前，赵四小姐便由香港到重庆，并立即赶来修文王阳明祠堂与张学良共患难。赵四小姐抵达不久，于凤至就带着王奶奶及于副官等离开贵州，旋即飞往美国。这一切都是戴笠事先安排，而且得到蒋介石同意的。张学良获悉赵四小姐要来修文的讯息后，一方面是盼望，一方面又不免很怅惘。因为亲人既然特地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地赶来和他重逢，可以推想他本人恢复自由之期是越来越渺茫了，当时连刘乙光等人也有些感想。无论如何，赵四小姐的到来，对住在王阳明祠堂里的人却是一个佳讯。所以赵四小姐刚抵修文时，王阳明祠堂中因添了一位女主人，无形中热闹了许多，张学良的心情也自然不同往日。张学良非常专心地研究当时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从此，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遂进一步埋头研究明史。[18]可是在张学良这个小圈子里，能和他研讨“阳明学说”的只有刘乙光一人。每当他俩一起谈论学术问题，经常滔滔不绝，乐而忘倦。于凤至对这一套枯燥无味的论题，一直毫无兴趣。可她又要耐着性子坐在旁边听，有时实在听腻了，只好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话，请他们留点精神谈点别的有趣的事，这种尴尬情景常使张学良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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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右一）和赵一荻（右二）在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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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赵四小姐来后，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和明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且更加努力。研究历史必须做笔记，于是这项动笔的工作，就落到赵四小姐的身上。她非常胜任、非常愉快，赵四小姐对能整日陪着张学良，替他做笔记而乐而忘倦。修文小县固然荒僻得日子难过，但是张学良自从有了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新环境，也减少了几许幽居生活的苦闷和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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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般人以为张学良住在息烽，其实这是军统故弄玄虚。张学良在修文住了不久，“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被押到修文附近的息烽囚禁。张、杨二人不但那时都在贵州幽居，而所居的地方是咫尺之隔，但彼此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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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二人生活方面，张学良要比杨虎城优越出十倍。杨虎城的生活情况只是比普通的囚犯要好一点而已，行动绝对没有自由。因为张学良的生活是按照蒋介石的指意安排的，只要张学良高兴，用钱没有限制，每月到了月终刘乙光向军统局呈报一下就可以了。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学良的“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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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行动也可以说有一定自由，比如住在沅陵时可以去逛长沙，住在修文时可以去逛贵阳，再想走远一点，便不可能了。无论张学良的生活过得怎样不错，但是要勉强一个人长期过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仍是人生痛苦之事。更何况他无论走到何处，总是有人陪伴，是保护，也是监视，那就更为痛苦了。所幸张学良遇事都想得开，凡有不痛快的事，只是懊恼一阵，绝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他竟能挨过悠长的岁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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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待人厚道，而且平易近人，对待大家有如家人。逢年过节都给队员、厨师等赏钱。负责监视他的特务，如刘乙光等，因长期相处，和张学良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甚至连队员们也早不存防备张学良逃走的打算。这些人对张学良的忠心，并不次于他自己训练的卫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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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荻（191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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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张学良得了急性盲肠炎。由于军统局规定如张学良生病，外科找名医沈克非，内科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思。但是，张学良的病情严重，不能拖延，来不及向重庆军统局请示。刘乙光考虑的结果，只好去找当时的贵州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学良送到贵阳再研究。在吴鼎昌的同意下，先把张学良送到贵阳。然后，又去贵阳医学院找杨静波给张学良动手术，刘乙光先把贵阳中央医院全部包下，然后把张学良从修文接来。杨静波医生给张学良做了40分钟手术，切除阑尾，情况良好，刘乙光等人才放心下来，并打电报向重庆军统局汇报详情。张学良住院期间，除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来探视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张学良生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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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病愈后，向刘乙光提出要求，希望在贵阳住一段时间。刘乙光不敢答应，但立刻向戴笠请示。结果，戴笠同意，让张学良迁到贵阳灵山麒麟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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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贵阳较修文情况复杂，张学良在麒麟洞休养期间，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陕、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阳缉私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常来陪同张学良打扑克或其他娱乐活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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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麒麟洞离市区太近，当时自然有人知道张学良居住在此。于是，1942年2月军统局又指示张学良迁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刘育乡距离开阳县城六七里，张学良在刘育乡养了七八十只鸡。可惜害了鸡瘟，一夜之间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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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冬，日本军队曾窜扰贵州黔南一带，使贵阳一日数惊。因此，张学良又奉命迁往贵州桐梓。桐梓在抗战时期，是重庆的外围要地。在桐梓县的南门外，有一个天门洞，原是个偏僻的地方。抗战时兵工署四十一兵工厂和海军学校都建在这里。在这个村里，有一个湖，人称小西湖。张学良的房屋便建筑在湖边。张学良有时在湖边钓鱼或是泛舟湖上，有时也到附近山上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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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国民党东北籍中央委员莫德惠来桐梓看望张学良，并代蒋介石送给张一只怀表。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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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短了，这块怀表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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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惠完全理解张学良之心情，也半开玩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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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佳期，君莫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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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虽然胜利，国共两党却又分家，内战烽火复起。但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举国抗日的张学良，还被软禁在贵州。人们没有忘记张学良，对于他的不幸，很多人是同情的。各党派人士，尤其是周鲸文所领导的东北文化协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的人士，更努力为张学良的恢复自由而积极奔走。然而，蒋介石由邵力子代表回答说，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他囚禁张学良是爱张学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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