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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落成时，蒋经国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张学良自己也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轿车。这时，他可以自由进城去访问老友莫德惠、张群以及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了。张学良在台北有许多亲属，如张作霖五姨太寿夫人及六姨太马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张学森、张闾瑛、张怀敏等人。张学良偶尔去看看他的家人，但这些人并不常去看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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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左）、张学良（中）和王新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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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学良迁入北投新居的第四天，一位出乎他意料的朋友，原东北大学秘书长，自1945年以来一直为他的自由而奔走运动的周鲸文突然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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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周鲸文应台北国民政府之邀请出席阳明山座谈会，他向台北当局提出要求，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学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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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二人阔别25年，见面时百感交集，有上千万的话题。他们谈了五六个小时，因为当时台风袭击台北，电线被台风吹断。事后，周鲸文又连去看了他三次。最后一次由深夜谈到清晨2时，张学良的谈兴极浓，豪放、豁达依若当年。但是，这时的张学良对明史的研究已成过去，现在他对基督教发生了兴趣。他常做礼拜，对基督教的信仰极笃诚。他和赵四小姐每餐前必做虔敬的祷告。周鲸文体会到，假若读明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基督教更使他人生得“达”。他曾自省地述及他的少年时代的不合理生活。他回忆讲武堂毕业后，年仅二十几岁就当团长统兵握权，其实所学所知，最多是一方面的，怎能应付复杂的问题呢？因此，他觉得如果这25年他过的仍是任意独行的生活，很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也可能因之牺牲了性命。他信奉基督教后，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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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周鲸文的谈话中，张学良是以崇拜上帝的虔诚代替了十几年前对学术权威的服膺的热情，说明张学良的思想境界摆脱开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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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信奉基督教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董显光，另一个是曾约农。在这两个人的伴读之下，张学良皈依了耶稣，也学好了英文。张学良的英文不仅能说，也能写，他曾用英文写了阐述基督教义的书，用笔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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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美国白雪溜冰团第二次来台公演。有一天，蒋经国派人去买票，在座位表上选了连号四张，又在这四个座号的前后左右买了“插花式”不相连的门票七八张。晚上，蒋经国同三位贵宾同来观看表演，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和蒋经国一起来的人是什么人。但泄露秘密的，竟是负责保密的安全人员。其中一个头目把场内负责人找去说，今天是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看表演，要求场地负责人要留意一些，第一不能随意告诉人，第二更不可让新闻记者知道，第三如果背闪光灯照相的记者走进这一区域，应立即知会安全人员。因此，在场的场务主任、票务主任才知道和蒋经国一起来的，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而且同时也因此知道今天所买四张连号票以外，又买了“插花式”不相连号门票的，是供安全人员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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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三天后，原来的安全人员又来买票，并和前一次一样。由于他们已和场地人员相熟，便坦率地说张学良还想再看一次，蒋经国只好再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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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当时的工作十分繁忙，在短短两三天内，能够抽空连续陪张学良两次去观赏白雪溜冰团表演，可看出蒋经国对张学良的感情之深。否则，蒋经国陪张学良已经看过一次溜冰表演，即使张学良想去再看，由其他人员陪同也符合常理，用不着亲自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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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学良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当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以后，张学良深知蒋经国日理万机，很难有空，就坚决请蒋经国以工作为重，而减少彼此间的往来。同时表示，蒋经国如不接受此项意见，他将考虑拒绝蒋经国过分频繁的邀请。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两人的来往减少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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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一同走过了36年，为了一同进教堂，在赵一荻的一再要求下，举行了结婚典礼，留下了这张迟来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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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学良和于凤至没有离婚，张学良一直没有和赵四小姐正式结婚。信奉基督教后，因教会不允许基督徒有两位妻子，张学良必须在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之间做选择。因此，到1964年，经过亲友的疏解，在美国的于凤至，也被赵四小姐的坚贞爱情所感动，应允离婚，结束了她和张学良的婚姻关系。同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和53岁的赵四小姐，经过30多年的相爱，过了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次简单而庄重的仪式中，正式结为合法夫妇。婚礼是在台北市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举行，由陈维屏牧师证婚，蒋夫人宋美龄是少数观礼的贵宾之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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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初，周鲸文又去拜访他一次，这时，张学良正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且正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精神更集中于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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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71年周鲸文又来台北开会，因联络上的失败，竟久未获得反应。打电话时，那边的回答说张学良不愿意见他。[35]后来周鲸文按地址自己去叩张学良的门，这次却被警察人员所挡驾。据说张先生旅行去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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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介石在1959年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尽管名义上张学良重获自由，实际上仍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且对张学良的消息一直严密封锁。由于自70年代以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渐渐引起在美国的历史学者注意和研究。因此，1979年中秋节，张学良出席蒋经国的赏月晚会才陆续被报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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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爱好书画，早在1931年，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曾专门拜访张大千，并且交上了朋友。1935年，张大千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送给他。1961年以后，已被解除了禁戒的张学良在台北遇见了从美国回台探亲的张大千，分别几十年，两位老朋友见面自有一番感慨。张大千返美前，张学良将他两人30多年前在北平暗中争购的一幅新罗山人的《红梅图》，送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由美国回台定居，住在台北外双溪摩耶精舍，两人相见的次数日益增多。后来，在张大千的提议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监视张学良的特务），每月在摩耶精舍聚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去世。张群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张学良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对老朋友的逝世，张学良十分悲痛。10月2日“团团会”恢复每月聚聚餐。餐后，走访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在张大千长眠之地前默祷数分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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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庐山图》开笔。左起：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张学良、徐雯波（张大千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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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幽居岁月中，张学良孤傲的性格被煎熬得逐渐平和，健壮的身体也日渐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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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台后的张学良，心向上帝，经常在士林教堂传教、证道。日常生活也颇为简单，平时和看管他的人同吃大锅饭，偶尔由赵一荻女士下厨房，做点小锅菜。有时，他高大的身影也会出现在天厨、国宾西餐部、红花餐厅内。近年来，因身体状况不佳，很少下山，连星期日去教堂做礼拜的事也不得不终止，改由周联华牧师到郊外复兴岗居处共同读《圣经》。打网球的习惯也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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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幽居中爱上了养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