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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也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才是，其实并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一天假。在十几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毓庆宫外面那棵松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松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我对蚂蚁的兴趣维持到十三四岁，后来专用大瓷花盆专门喂养过它们。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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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了，但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何况学的“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人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圣人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说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些顺耳的道理，在开讲以前就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得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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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与众不同的念书方法，也让我得不到别人能得到的东西。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是件苦事，但也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就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这样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没有任何测验和督促，我从来没有作过文。记得只作过几次对子，作过一两首古体诗，这也是极偶然的事。我的任何作品，老师向例不加评论。我的满文（宫内叫做清文）学了不少年，但是我只学会说一句话，这就是当满族大臣向我请安照例说了“阿哈某某，恩都尔林额，额直呢，显勒赫，博，拜密（奴才某某跪请主子的圣安）”之后，我须照例说的那句：“伊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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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岁的时候，他们又想出一条促进我学业的办法，给我配上伴读的学生。伴读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合大洋一百一十一元一分一厘，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虽然那时已进入民国时代，这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做巨大的荣誉。得到这项荣誉的是溥杰和一个叔伯侄子，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汉文），一个叔伯兄弟，载涛的儿子溥佳（伴读英文，是十四岁时才有的）。伴读者另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过。“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既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实际上，皇弟溥杰是受不到这个的，倒霉的就是毓崇。毓庆宫里这三个汉文学生，溥杰的功课最好，因为他在家里另有一位教师很认真地教他，他每天到毓庆宫来，不过是白赔半天工夫，真正的学业是从家塾里得到的。念书成绩最坏的是毓崇，原因倒不是他在家里没另请师傅，而是他由于念得好也挨说，念不好也挨说，自然使他念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绩可以说是职业原因造成的。我后来看了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发现英国古代王子的书屋里，设有世袭罔替的“鞭童”，在王子念书不好时专供老师打屁股之用，这真是古今中外无独有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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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没有伴读同学的时候，确实是够淘气的。我念书的时候，有时会把鞋袜全脱掉，一高兴，还把袜子扔到桌子上，老师只得给我收拾好，给我穿上。有一次，我看见徐坊老师的长眉毛好玩，要他过来给我摸摸，他不得不俯过头来，叫我冷不防给拔下一根来。徐坊后来去世，太监们都说这是给“万岁爷”拔掉寿眉的缘故。有一次，我的陆润庠师傅给我竟闹得把“君臣”都忘了。记得我那次无论如何念不下书，只想到院子里看蚂蚁倒窝去，陆老师先用了不少婉转的话劝我，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听也听不懂，只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陆师傅看我还是不安心，又说了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我反倒索性站起来要下地了，这时他着了急，忽然大喝一声：“不许动！”把我吓了一跳，居然变得老实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我又想起了蚂蚁，在座位上魂不守舍地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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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读的来了之后，果然好了一些，在书房里也坐得住了。我有了什么过失，师傅们也有了规劝和警戒的方法。记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路，慌慌张张走进书房，听见陈老师对坐得好好的毓崇说：“君子不威则不固……看你走路何其轻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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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后来添了英文课，在下午一至三时。每天早晨八时前，我乘坐八人抬的金顶黄轿到毓庆宫，我说了一声：“叫！”太监即应声出去，把坐在矮小的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者叫了来。他们进殿有一定程序：前面是捧书的太监，后随着第一堂课的老师傅，再后面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这算见面礼，我也无须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有规定的。然后溥杰和毓崇向我请跪安。礼毕，大家就座，桌子北边朝南的独座是我的，师傅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他身边的是伴读者的座位。这时太监们把他们的帽子在帽筒上放好，鱼贯而退，我们的功课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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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十五岁时写的三页日记，可以看出那时念书的生活情况。辛亥后，在我那一圈儿里一直保留着宣统年号，这几页日记上标着是“宣统十二年十一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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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晴。早四时起，书大福字十八张。八时上课，同溥杰毓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师傅讲通鉴辑览。九时半餐毕，复读左传、榖梁传，听朱师讲大学衍义及写对联，至十一时功课毕，请安四宫。是日庄士敦未至。因微受感冒，遂还养心殿，书福寿字三十张，复阅各报，至四时餐，六时寝。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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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晴。早四时即起，静坐少时，至八时上课。仍如昨日所记。至十二钟三刻余，庄士敦至，即与溥佳读英文。三时，功课毕，还养心殿。三时半，因微觉胸前发痛，召范一梅来诊，开药方如下：薄荷八分，白芷一钱，青皮一钱五分炒，郁金一钱五分研，扁豆二钱炒，神曲一钱五分炒，焦查三钱，青果五枚研，水煎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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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后，少顷即服。五时半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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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晴。夜一时许，即被呼醒，觉甚不适。及下地，方知已受煤毒。二人扶余以行，至前室已晕去。卧于榻上，少顷即醒，又越数时乃愈。而在余寝室之二太监，亦晕倒，今日方知煤之当紧（警）戒也。八时，仍旧上课读书，并读英文。三时下学，餐毕，至六时余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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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陆润庠师傅是江苏六和人，做过大学士，他教我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教满文的伊克坦是满族正白旗人，满文翻译进士出身，教了我九年多满文。和陆、伊同来的陈宝琛是福建闽县人，西太后时代做过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是和我相处最久的师傅。陆死后添上教汉文的做过国子丞的徐坊，南书房翰林朱益藩和以光绪陵前植松而出名的梁鼎芬。对我影响最大的师傅首先是陈宝琛，其次是后来教英文的英国师傅庄士敦。陈在福建有才子之名，他是同治朝的进士，二十岁点翰林，入阁后以敢于上谏太后出名，与张之洞等有清流党之称，不过后来一放到下边，不如张之洞走运。他会办南洋事务没有办好，被降五级，回家赋闲一连三十年没出来。辛亥前夕被起用，原放山西巡抚，未到任，被留下做我的师傅，从此没离开我，一直到我去东北为止。在我身边的遗老之中，他是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在我当时的眼中，他更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一个。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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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虽小而元子哉！”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眼睛在老光镜片后面眯成一道线，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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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种空洞的恭维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他总要讲些民国的一些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府院交恶，都是他的话题。说完这些，少不得再用另一种声调回述“同光中兴、康乾盛世”，当然特别喜欢说他当年敢于进谏西太后的故事。每提到给民国做官的那些旧臣，他总是愤愤然的。像徐世昌、赵尔巽这些人，他认为都应该列入贰臣传里。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他对一切不顺眼的总结论。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是：“旁观者清。”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遵时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发出慨叹：“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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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藩师傅教书的时候不大说闲话，记得有时候他总有精神不振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爱打牌，一打一个通夜，所以睡眠有点不足。他会看病，我生病有时是请他看脉的。梁鼎芬师傅是个爱说话的，他与陈师傅不同之处是说到自己的地方比陈师傅要多些。有一个故事我听他说了好几遍。他在光绪死后，曾发誓要在光绪陵前结庐守陵，以终晚年。他的故事是发生在他守陵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正在灯下读史书，忽然院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闯进他屋里，手持一把雪亮的匕首。他见此异状，面不改色地问道：“壮士何来？可是要取梁某的首级？”那位不速之客被他感动了，下不得手。他放下书，慨然引颈道：“我梁某能死于先帝陵前，于愿足矣！”那人终于放下匕首，双膝跪倒，自称是袁世凯授命行刺的，劝他从速离去，免生不测。他泰然谢绝劝告，表示绝不怕死。这故事我听了颇受感动。我还看见过他在崇陵照的一张相片，身穿清朝朝服，身边有一株松苗。后来陈宝琛题过一首诗：“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依山庐。”他怎么把终老于陵旁的誓愿改为不见青松心不死，又怎么不等松青就跑进城来当了我的师傅，我始终也没明白，当时也根本想不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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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想不起的事情也很多，比如，我的师傅们究竟对至圣先师是怎么个态度，我也不求甚解。子不语怪力乱神，但陈师傅最信卜卦，并为我求过神签，向关帝问过未来祖业和我自己的前途。梁师傅笃信扶乩，朱师傅向我推荐过“天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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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师傅们书生气太多，特别是陈宝琛书生气后来也很使我不耐烦。其实，认真地说来，师傅们另外还有许多举动并不像是书生干的。书生往往不懂商贾之利，但是现在有几张赏单让我回忆起一些事情。这是“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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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陈宝琛 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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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克坦 米元章真迹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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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藩 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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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鼎芬 阎立本画孔子弟子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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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张“宣统九年三月初十日”记的单子，上有赏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像册”一册，赏朱益藩“范中正夏峰图”一轴、“恽寿平仿李成山水”一轴。这类事情当时很不少见，加起来的数量远远要超过这几张纸上的记载。我当时并不懂什么字画，赏赐的品目，都是这些最内行的专家们自己提出来的。至于不经赏赐，借而不还的那就更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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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书房里，陈师傅忽然和我说，他无意中看到两句诗，“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他想起了自己即将来临的七十正寿，请求我把这两句话写成对联，赐给他作寿联。我答应了之后，他就对他的同事朱益藩吹嘘说：“皇上看到这两句诗，说正像陈师傅，既然是皇上这样说，就劳大笔一挥，写出字模供皇上照写，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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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师傅们去世之后，都得到了引起过其他遗老羡慕的谥法。似乎可以说，他们要从我这里得到的都得到了，他们所要给我的，也给了我了。我接受师傅们给我的真正的教导，虽然毓庆宫里没有考试，可是到了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在一件分辨“忠奸”的实践上，表现出了让师傅们大为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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