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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很好玩。不知是谁，去搬了救兵——乳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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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屋里有人哪！怎么玩不行？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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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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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母是宫中唯一告诉过我别人是和我同样的人的人，是唯一曾使我想起了别人也是人的人。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也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肉皮打了铅弹会一样地痛。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阿哈、庶民。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的朴素的发自心底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也是人这个简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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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我和她在一起的生活也结束在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但是太妃们在这年背着我，在她毫无过失的情形下从宫里赶出去了。那时我倒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二嬷”，但任我怎么哭闹，太妃也没有给我把她找回来。现在看来，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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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婚之后，曾派人又找到了她，有时接她来住些日子，在伪满后期，我又接她到长春供养她到我离开东北。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向我或者别人索要过什么。她性情温和，跟任何人都没发生过争吵，端正的脸上总带些笑容。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这副模样常使我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天空或者墙上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关于她的身世、来历，从我小时候一直到在东北和她分开，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我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的人，经受过“大清朝”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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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有父亲母亲，一个大她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次水灾在李鸿章的奏折里有过这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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讵自二十九日起至六月初六日，大雨狂风，连宵达旦，山水奔腾而上，势若建瓴，各河盛涨，惊涛骇浪，高过堤颠。永定河两岸并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多口，上下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有平地水深二丈余者。庐舍民田，尽成泽国，人口牲畜，淹毙颇多，满目秋禾，悉遭漂没，实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民间庐舍，本多用土砌筑，雨淋日久，酥裂不堪，一经灌入洪涛，无不墙倾屋圮，小民或倚树营巢，呼船渡救，或挈家登陆，迁避无方，颠沛流离，凄惨万状，几于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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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难的路上，她的父亲几次想把她扔掉，几次又被放回了父亲挑的破筐担里。这一担挑子的另一头是破烂衣被，是全家仅有的财产，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后来对她的继子提起这次几乎被弃的厄运，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狠心的话，只是反复地说她的父亲已经早饿得挑不动了，因为一路上要不到什么吃的，能碰见的人都和他们差不多。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好不容易地熬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是投奔在北京当太监的一位本家，可是这个太监连见也不肯见他们。他们成了街头的乞丐。北京城里这时也正住着成千成万这样的灾民，露宿街头，啼饥号寒。与此同时，朝廷里正在大兴土木，给西太后建颐和园。从《光绪朝东华录》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这年祖父去世，西太后派大臣赐奠治丧，我父亲承袭王爵。醇王府花银子如淌水地办丧事，我父亲蒙恩袭爵，而把血汗给他们变银子的灾民们正在奄奄待毙，卖儿鬻女。焦姓这家要卖女儿，但是没有人买。这时害怕出乱子的顺天府尹办了一个粥厂，他们有了暂时栖身之地，九岁的男孩被一个剃头匠收留下当徒弟，这样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流浪的农民们想念着土地，粥厂也要关门，都纷纷回去了。焦姓这一家回到家乡，度过了几个半饥不暖的年头，庚子年八国联军的灾难又降到河间保安两府，女儿这时已是十三岁的姑娘，再次逃难到北京，投奔当了剃头匠的哥哥。哥哥无力赡养她，在她十六岁这年，在半卖半嫁的情形下，给一个姓王的差役做了媳妇。丈夫有肺病，生活又荒唐，她当了三年挨打受气的奴隶，刚生下一个女儿，丈夫死了。她母女俩和公婆，一家四口又陷入了绝境。这时我刚刚出生，醇王府给我找乳母，在二十名应选人中，她以体貌端正和奶汁稠厚而当选。她为了用工钱养活公婆和自己的女儿，接受了最屈辱的条件：不许回家，不许看见自己的孩子，每天吃一碗不许放盐的肘子，等等。二两月银，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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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我乳母的第三年，女儿因营养不足死了。为了免于引起她的伤感以致影响奶汁质量，醇王府封锁了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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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年，有个妇差和太监吵架，太妃决定赶走他们，顺带着把我乳母也赶走了。这个温顺地忍受了一切的人，在微笑和凝视中度过了沉默的九年之后，才发现她的亲生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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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第三章 北京的“小朝廷” （1917—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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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世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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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也听到大兵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的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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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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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愤愤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在当时的年岁上，我可以从“响城”的各种音声上想象传说中的街道是什么样，叫卖的小贩如何在高台上表演他的嗓音，大兵们又如何用唱歌子压过小贩的叫卖……各种的音响把我带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市街生活的图画，响声有时又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着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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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我的想象的翅膀飞得更高；陈老师给我讲的同治“中兴”、康乾盛世等等景象是构成想象的主要材料。这种“响城”的音声不是我站在养心殿的宫院里听到的，而是在毓庆宫从老师们的嘴里发出的。这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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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的心灵的指导去活动。在我少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有内务府大臣世续商得民国总统同意请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这些稳健持重的人们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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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没有人笑，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每天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那后山就像紧挨着梁山泊一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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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因为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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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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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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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是朱启钤，他走进殿门，先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钤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钤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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