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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三国公使在“关心”我,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我日本人的“热心”,我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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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连厨役买菜也得托大兵们代劳。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有限几个人,即陈、朱师傅和内大臣出进,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我又慌了。“国民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我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我身边的人也有这样担心的,也有不相信的。后来不相信的占了多数,他们都说从民国以来还没有不看洋人脸色的当局,这次国民军支持的黄郛内阁,不是也直向三国公使做保证吗?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而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不但秀才应付不了,连“皇上”恐怕也不行。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我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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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候,罗振玉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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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是头一天就为了我而去天津的。据他说,他在竹木大佐的帮助下,坐上京津国际列车到了天津(5),次日找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请他们出面保护我。这时司令部的金子参谋告诉他,鹿锺麟已进了宫。日本司令官介绍他去找段祺瑞,因此他知道了段祺瑞马上就会出山。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佐转来的郑孝胥的求援电报。段祺瑞即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预先也看到了那个电稿。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又返回北京就近和他的朋友竹本大佐联系,竹本大佐叫他告诉我,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发现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立即回营报告,日兵营会采取“断然措施”。听了他的报告,又从陈宝琛那里知道了日本兵营曾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他因为怕国民军,没敢拿来),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自然,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并行的地位,而“王爷”就挤得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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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从报上看到了段祺瑞指责冯玉祥的电报,也听到了刚刚联合起来的奉军和冯军将要火并的消息,这个消息给“北府”带来的希望,简直和三国公使提抗议时是差不多的。同时,陈宝琛给我带来了日本兵营收到的段祺瑞的电报,上面说:“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但宣统帝入东交民巷之意宜中止。已命冯玉祥代表进京,适宜处置。”接着(即我入“北府”的第五天),门禁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允许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进来,甚至连没有“顶戴”“功名”的胡适也不受到阻拦,只有庄士敦还是不让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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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令“北府”最关心的张、冯关系,有了新发展,传来了冯玉祥在天津被奉军扣押的消息。后来虽然证明是谣传,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里的人: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郛摄政内阁,在北京邀请东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绝。“北府”里乐观地估计,这个和我过不去的摄政内阁的寿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东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属意的段祺瑞了。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证实了罗振玉的情报,冯玉祥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决定,让段祺瑞出山。过了不多天,张、段都到北京来了。那几天的情形,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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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营中平电话云:段祺瑞九点自天津开车,十二点半可到京。偕大七(郑的儿子垂)往迎段祺瑞于车站……三点半车始到,投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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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二十七日(二十二日)。……曹衡(段的幕僚)电话云:段欲公为阁员,今日请过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请代辞,若晤面恐致龃龉。至北府入对。泽公、伒贝子、耆寿民(龄)询余:就段否?余曰:拟就其顾问,犹虑损名,苟不能复辟,何以自解于天下?伒贝子曰:若有利于皇室,虽为总统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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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二十八日(二十三日)。……北府电话召,入对。上(溥仪)赐膳,裁两器、两盘、数小碟而已。段派荫昌来守,卫兵得其长官令:不禁洋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看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劭忞、罗振玉商购裱褙胡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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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祺瑞),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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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酉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云:“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以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困于宫中,囿于见闻,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唯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庄士敦面述。”……北府冯军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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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赴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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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段、张入京之前,即黄郛内阁要倒台,冯、张冲突谣传出现时,“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了欢迎,然后分头进行了活动。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兄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是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意思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士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用我父亲日记里的话说,是“口气尚好”。与此同时,段祺瑞也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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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民国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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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一律不能发生效力。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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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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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与出宫那天说过的完全不同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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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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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佐那样地一切在暗中进行,它是倚仗特权合法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出“旗人纷纷自杀”“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有些其他外文报纸也有类似的文字,不过和《顺天时报》比起来,则大为逊色。顺便说一句,那时有些中国报纸也有抨击国民革命军的,尤其是张作霖、段祺瑞到北京之后,锋芒尤甚。有些“名流”,也在报上发过议论,如与我有一面之识的胡适博士,曾发表过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表示了他对“以武力胁迫”清室修改条件的“义愤”。胡适那些天经常和郑孝胥等人厮混,似乎颇能获得一部分“遗老”的谅解。他曾到“北府”来求见我,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这时需要的不是洋博士,而是真正的洋人。当我用黑眼珠瞅着洋人的时候,其余的人——包括曾引起过我好奇心的胡适在内,就只好受白眼珠的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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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十二、三岔口上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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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7)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避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一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倒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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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列车在进行中,障碍被压碎,垃圾被抛开。附在垃圾上的蝇子自然会哄成一团,碰撞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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