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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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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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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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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秃翁后来作了一幅画：在角楼上空云雾中，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又作诗一首恭维他：“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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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振玉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佐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孝胥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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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书里，他肯定了郑孝胥日记所叙述的正确性之后说：“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处接待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中文武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使馆中文武官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从日本大使的命令，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他并不认为必须把他和郑孝胥先生谈的话向芳泽谦吉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本人急于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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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来是夺走了。原来刚开始不久的争夺战，不仅展开在王公大臣和郑、罗之间，也不仅在郑与罗之间，原来还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这第一场争夺战的真正胜利者，有一段谈话刊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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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使对容留逊帝之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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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芳泽公使，昨日对于往访记者所谈逊帝溥仪迁入日本使馆之经过，并公使所持之态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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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六午后三时，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来访余（公使自称，下同），告以逊帝现已入德国医院，并谓此不过暂时办法，万难期其久居，且于某某方面亦曾恳谈逊帝迁居事，咸以迁居日本使馆为宜，故逊帝遣某来为之先容，万希俯允所请等语。余当时在大体上因无可推辞，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暂考虑，再为答复等语。某氏辞去约二十分钟。余即接得报告，谓逊帝已至日本兵营，要求与余面会。余当即亲赴兵营迎迓，一面为之准备房屋。午后五点迎入本馆后，即派池部书记官赴外交部谒沈次长，说明逊帝突然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执政，以免有所误会。当蒙其答复，极为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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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十三、由“使馆区”到“租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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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地”正是“好客”的地方。我进了日本公使馆才知道，我并不是唯一的客人，当时，还住着一个叫王毓兰，字兰亭的人，他是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心腹谋士。曹锟没有来得及逃往使馆区，就被国民军软禁了起来，王毓兰的腿快，做了这里的客人。我也记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时候，被张勋赶走的黎元洪在这里住过，我第二次退位以后，被段祺瑞赶走的张勋又做过荷兰使馆的客人。每逢使馆里认为必须接待来客的时候，使馆区里的饭店和医院总免不了跟着热闹一番，因为每次总有一批神经脆弱而又身价够不上进使馆的人们往这里跑，把这里塞得满满的，甚至连楼梯都有人愿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这次被赶出紫禁城，不少的满族的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做过客。有一次，饭店老板贴出了一张很不礼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过多，楼梯上亦已住满，卫生状况殊为不佳，且有随地吐痰，极不文明者……兹规定，如再有人吐痰于地，当罚款十元，决不宽贷！”尽管如此，这里还是令人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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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没有说到，是我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我的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我到了德国医院。他们后来知道我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就要求也留在日本使馆。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我的随侍被收留了。后来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绣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们。使馆里派了一名书记官特意去交涉，也不成功，于是芳泽公使毫不犹疑地就去亲自找段执政，结果是婉容和文绣带着她们的太监、宫女很快地也到了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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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是摆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日本公使馆里出现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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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芳泽公使给我取得了执政府的谅解。执政府除了向芳泽公使作了表示之外，并且派了名叫曲同丰的一位陆军中将，亲自到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那里，又一次表明“执政府极愿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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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我回去，说“北府”已经安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在，国民军决不敢任意行事，段和张都向他们作了保证。但我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段和张的保证都是因为我进了使馆才说的，我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军还在北京，是什么保证都靠不住的。我拒绝了他们。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我父亲一面劝我，一面又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的弟妹们也都跑到德国兵营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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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日本使馆对我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了起来，他们从各地给段执政打电报，要求恢复优待，他们给我寄钱（这叫做“进奉”），供我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我请安，密陈大计。蒙古王公好像也吃了兴奋剂似的，发出通电并上呈交给执政府，质问对他们的优待怎么办，执政府连忙答复说照旧不变。我的王公大臣们的腰板更硬了，拒绝出席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刚成立的委员会由代表民国的李石曾（委员长）、易培基（代表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静生、鹿锺麟、张璧和代表清室的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等组成，并请了罗振玉列席。委员会要清点财物，划分公产私产以决定处理，绍英等四人不去参加，再次向当局声明不承认这个组织。宝熙后来通过他的门生弄出了十几箱东西运到日本使馆，罗振玉立刻反对说：“这岂不是从强盗手里讨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则就全不要！”原来他另有打算，想把宫里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时我不知道这个底细，只觉得他说得有理，有骨气。对，不要！至于后来又弄了没弄，弄出了什么来，我就全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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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又接受朝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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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遗老的心里是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的。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也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王国维在奏折里说：“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谁不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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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元旦那天，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值得一提的是，从那天起我对金梁才有了新的了解。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号，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号边走，夺门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只知道这个人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号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是为了写这首诗而作的苦心准备。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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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血泪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忽梦至天上，双忠（文忠、忠武）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境，夕阳昏复明。余生唯一息，叩枕徒哀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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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旧历元旦，眼看又到了正月十三日，是我的二十（虚岁）整寿。我本来不打算在别人家做这个寿，不料主人更加凑趣，这次要把使馆里的礼堂让出来，作为接受朝贺之用。礼堂布置起来了，地板铺上豪华的地毯，作为宝座的太师椅上铺了黄缎子坐垫，椅后一个玻璃屏风也贴上了黄纸，仆役们一律是清朝的红顶大帽……到了生日这天，从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各地来的遗老竟达一百以上，东交民巷各使馆的人员也有人参加，加上王公大臣、当地遗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为人多，只得仍照例写出秩序单，分班朝贺。这是当时的礼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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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 近支王公世爵，载涛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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