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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话时，没有人在场，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一屋子的苍蝇。我立刻意识到，深夜里还有苍蝇飞，这是在租界里没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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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个副官上来说：“杨参谋长（宇霆）求见。”张作霖挥挥手说：“不着忙，待回儿再说！”我忙站起来说：“上将军很忙，我就告辞了。”他连忙说：“不着忙，不着忙。”这时似乎有个女人的脸在屏风后闪了一下（后来听说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太），我觉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辞，这回他不拦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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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子里，我不知道他看没看见在汽车旁穿西服的那个日本人，他大声地说：“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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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又通过那个奇怪的仪仗队，出了曹家花园，开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总领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抗议：“陛下如果再私自到中国地界去，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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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作霖说过他会治日本小鬼，而日本领事提过这样的抗议，但是在当时任何人的印象，都是日本人和张作霖很相好，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给张作霖枪炮子弹，他的军队未必就能有这么多。所以，由这次会见所燃起的希望之火，并不受这个抗议的影响，更不用说陈宝琛那一派的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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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火更被后来的事实所助燃，这就是后来以“田中奏折”(2)出名的田中内阁，于一九二七年上台后所表现的态度。“田中奏折”迟于一九二九年才揭露出来，其实它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来了。这里我引述一段《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对当时情势的叙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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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积极政策”是借着与满洲当局、特别是与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及满洲、热河的行政首长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日方认为已在满洲取得了的特殊权益。田中首相还声明说：尽管日本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并愿尽可能地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日本具有充分的决心，绝对不允许发生扰乱该地的平静和损害日本重大权益的情势。田中内阁强调必须将满洲看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并声明如果争乱从中国其他地方涉及满洲和蒙古时，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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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磕头的张作霖，得到田中内阁支持之后，成了东北各系军人的领袖，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后来又成了军政府大元帅。当蒋介石的军队北上的时候，“保护”满蒙地区“权益”的日本军队，竟开到远离满蒙数千里的济南，造成了惊人的“济南惨案”。日本军队在济南的司令官冈村的一份布告，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洋洋得意地给我送来一份抄件，以示对我的关切。蒋介石刚刚咬牙切齿地杀过了共产党人和工人、学生，但是见了这份布告，恭恭敬敬地下令军队退出了济南，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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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时，我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入了秘密的紧张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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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酬酢往还，是从我见过张作霖后就开始了。我父亲的大管家张文治在奉军将领中有不少他的把兄弟，现在他又和张宗昌换了帖，也成了奉军将领的引见人之一。前内城守卫队的军乐队长李士奎，成了奉军人物，褚玉璞、毕庶澄是他引进的。胡若愚给我带来了张学良。不过，这位少帅只来了一次，也不吃，也不喝，显然是发现我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以后再也不来了。顺便说一句，这些将领们到张园来，已和从前进紫禁城时不同，他们不用请安叩头，我也不用赏朝马肩舆，他们只给我鞠个躬，或握一下手，然后平起平坐。我送他们东西还是少不了的，宫里带出来的鼻烟壶、璧玺以及字画，我还有一些。我的福寿字和春条、对联，等等，已对一部分人失去了吸引力，对将领们也不好多用这些“水礼”了。我和奉军将领的交往，有一些人关系近些，有些就远些，事情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最先使我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我的未来事业，什么“人心思归”“将来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说的话跟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张宗昌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我到他的各舰参观过，我对他抱着较大希望。后来他被褚玉璞枪毙了，令我大为伤感。他死后，我的希望转移到了张宗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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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字效坤，是山东掖县人。我在天津见到他的时候，他有四十多岁，一眼看去，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如果一细看，这彪形大汉的紫膛面皮上，笼着一层鸦片中毒的那种青灰色。张宗昌十五六岁时流浪到营口，在“宝棚”当过赌佣，成天与地痞流氓、赌棍小偷鬼混，在关东当过胡匪的小头目，以后又流落到帝俄控制下的海参崴，在华商总会当了门警头目。由于他挥霍不吝和善于逢迎勾结，能和帝俄宪兵警察紧密合作，于是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娼、包赌、包庇烟馆的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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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军派人到中俄边境争取胡子头目刘弹子（玉双）投效革命，双方谈判成功，将刘部编为一个骑兵团，授刘为骑兵团长。张宗昌是中间的介绍人，这样在当中插了一腿，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张宗昌怎么一弄，他自己成了革命军的团长，刘弹子反而成了他下面的一名营长。其后，“二次革命”爆发，张立即投了反革命之机，以屠杀革命军人之功，得到冯国璋的赏识，当上了冯的卫队营营长，以后层层运动，得到了十一师师长的位置。不久在江南安徽战败，逃亡出关，投奔张作霖，当了旅长。从此以后，张宗昌即借奉军之势，从奉军进关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师长、军长而山东军务督办、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鲁联军司令，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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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在山东的三年时间，把山东搜括得民穷财尽，无人不骂，山东地方上有不少关于他的歌谣，其中有几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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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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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风来不怕雨，怕的是兵来一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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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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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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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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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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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纸给这位流氓成性而又作战善跑的督军，起了两个外号：“狗肉将军”和“长腿将军”。张宗昌又以“三不知”出名，即一不知钱多少，二不知姨太太多少，三不知兵多少。张宗昌的军队向来不发饷，平日只靠打仗发洋财过日子。无论是胜仗败仗都可大抢一气。但是，后来对南方作战步步失利，士兵连败仗也不愿打了，张宗昌在退出山东之前，为挽回士气，不得不发一次饷，经过层层扣剥，每个兵只分了五角钱。拿到钱的兵士说：“咱只给张宗昌打五角钱的仗！”张宗昌只有一支队伍不扣饷，就是他的白俄军队，这支最遭山东人痛恨的抢掠奸淫、酗酒杀人、无恶不作的军队所造下的罪恶，却和张园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在下一节里就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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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夹击之下，张宗昌兵败滦河，逃往旅大，后来又逃到日本门司，受日本人的庇护。一九三二年他以回家扫墓的名义回到山东，暗地里运动刘珍年部下倒戈，打算以倒戈队伍为基础，重整旗鼓，夺取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地盘，恢复其山东的统治。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他在济南车站被一个叫郑继成的当场打死，这位凶手自首说是为叔父报仇（他的叔父是被张宗昌枪毙的冯玉祥部下军长郑金声），这个报仇的内幕，实际是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主使下的暗杀。据说张在车站上被打死后，他的尸首横在露天地里，他的秘书长花钱都雇不到一个肯搬他尸体的人，棺材铺的老板也不愿意卖给他棺材。后来还是主持谋杀的省当局，叫人收了尸。这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恶魔，曾是张园的熟客，是一个被我寄托以重大希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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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我在“北府”时，张宗昌就化装来看过我，向我表示过关心。我到天津后，只要他来天津，必定来看我。每次来都在深夜，因为他白天要睡觉，晚上抽了大烟，精神特足。谈起来，山南海北，过五关斩六将，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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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张、吴联合讨冯，与冯军激战于南口，冯军退后，首先占领南口的是张宗昌的队伍。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给张宗昌亲笔写了一封半信半手谕形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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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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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坤督办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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