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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很好，说已派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也被阎锡山扣下了。但是，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赃品，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之火，我走到阴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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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时想起溥伟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的：“有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我也发誓说：“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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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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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既激愤又忧郁。郑孝胥和罗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们所谈的每个历史典故和当代新闻，都能使我激动愤慨不已，增强了我的复辟和复仇的决心。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争斗到底，把灵堂摆到修复原墓为止，就是他们想出的主意，那些前来朝拜的遗老遗少，也被他们鼓动得义愤填膺，跃跃欲试。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利，盗墓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带面目全非，当权的新贵中再没有像段祺瑞、王怀庆这类老朋友，我父亲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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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蒋宋两家结亲，张园里就明白了，英、美买办世家和安清帮兼交易所经纪人的这种结合，说明蒋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倒台的军人更硬的底牌。这年年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承认，他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十分黯淡，认为在这样一个有野心的人的统治下，不用说复辟，能否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占一席地，恐怕也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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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发出了恶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一次地卜过卦。下边是现在找出来的一堆卦辞中的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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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辰年亥月寅日占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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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得恒之大过申宫化进动而逢合之巳日，可见申酉实空之年可望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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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辰日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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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日占功名，得罪之大蓄官虽旺相原神酉才旬空，亦主申酉实空之年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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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阴历戊辰年十二月（一九二九年一月）卜得的，第一卦的意思是申年或酉年（最近的申酉是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可以“光复”；第二卦是说国民政府将在申年“化冲而散”；第三卦是说事业将在申年或酉年“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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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的几年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而我这正统的“大清皇帝”有了军队，自然要比红胡子或者地痞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还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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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本来正想投笔从戎，刚在家里闹得人仰马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影响，立志要恢复满清，还不如说是赌气。原来他结婚之后，夫妇感情很不好。他的妻子是端康太妃的侄女，比他大三岁，很喜欢交际，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对丈夫颇不中意。溥杰因之很受刺激，便打定主意要当个军官。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之前对溥杰说：“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他把妻子送到张学良姨太太的天津公馆里，自己随后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他留下的信时，他乘的日本汽船已在渤海上。我父亲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给想个办法把溥杰追回。天津日本总领事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溥杰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天津后，他向我诉说了投军之志，是为了恢复祖业，这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就告诉他不要着急，我一定会满足他的愿望。他听我说要送他到日本，自然觉着比上张学良的讲武堂更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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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派到日本学陆军的，除了溥杰，还有我的三妹夫。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日本不少的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麒不多一些日子的日文，就为了他们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入日本士官学校暂时还不行，但是可以先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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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五、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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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陈管见，条列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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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和协，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此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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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予不取，后悔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关东之心。若今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取得之权，尚须让步方易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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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这段话代表了张园里多数人的想法，也是我经过多年的活动后，日益信服的一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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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自从进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怀”以来，就增长了对日本人的信赖。这种信赖，在日本公使馆里继续发展着，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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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曾请我参观一次日本侨民小学。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我欢呼万岁。这个场面使我热泪盈眶，感叹不已。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租界上的各国驻军组织了联军，声言要对付敢于走近租界的国民军的时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有一天特意来到张园，向我报告说：“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我听了，大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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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新年或我的寿辰，日本的领事官和军队的将佐们必定到我这里来祝贺。到了日本“天长节”，也要约我去参观阅兵典礼。记得有一次“天长节”阅兵，日本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邀请了日租界不少高级寓公，如曹汝霖、靳云鹏等人都去了。我到场时，植田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行致敬礼。当阅兵完毕，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凑在一起，随着日本人同声高呼“天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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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敬意的表示中，那时我认为最难得的，是日军司令部每周有一位佐级参谋来给我讲演时事，多年来从不间断，无论是谁都是十分认真，有时还带来专门绘制的图表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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