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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得恒之大过申宫化进动而逢合之巳日，可见申酉实空之年可望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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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辰日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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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日占功名，得罪之大蓄官虽旺相原神酉才旬空，亦主申酉实空之年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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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阴历戊辰年十二月（一九二九年一月）卜得的，第一卦的意思是申年或酉年（最近的申酉是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可以“光复”；第二卦是说国民政府将在申年“化冲而散”；第三卦是说事业将在申年或酉年“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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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的几年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而我这正统的“大清皇帝”有了军队，自然要比红胡子或者地痞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还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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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本来正想投笔从戎，刚在家里闹得人仰马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影响，立志要恢复满清，还不如说是赌气。原来他结婚之后，夫妇感情很不好。他的妻子是端康太妃的侄女，比他大三岁，很喜欢交际，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对丈夫颇不中意。溥杰因之很受刺激，便打定主意要当个军官。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之前对溥杰说：“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他把妻子送到张学良姨太太的天津公馆里，自己随后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他留下的信时，他乘的日本汽船已在渤海上。我父亲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给想个办法把溥杰追回。天津日本总领事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溥杰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天津后，他向我诉说了投军之志，是为了恢复祖业，这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就告诉他不要着急，我一定会满足他的愿望。他听我说要送他到日本，自然觉着比上张学良的讲武堂更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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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派到日本学陆军的，除了溥杰，还有我的三妹夫。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日本不少的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麒不多一些日子的日文，就为了他们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入日本士官学校暂时还不行，但是可以先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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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五、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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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陈管见，条列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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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和协，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此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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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予不取，后悔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关东之心。若今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取得之权，尚须让步方易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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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这段话代表了张园里多数人的想法，也是我经过多年的活动后，日益信服的一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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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自从进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怀”以来，就增长了对日本人的信赖。这种信赖，在日本公使馆里继续发展着，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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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曾请我参观一次日本侨民小学。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我欢呼万岁。这个场面使我热泪盈眶，感叹不已。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租界上的各国驻军组织了联军，声言要对付敢于走近租界的国民军的时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有一天特意来到张园，向我报告说：“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我听了，大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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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新年或我的寿辰，日本的领事官和军队的将佐们必定到我这里来祝贺。到了日本“天长节”，也要约我去参观阅兵典礼。记得有一次“天长节”阅兵，日本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邀请了日租界不少高级寓公，如曹汝霖、靳云鹏等人都去了。我到场时，植田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行致敬礼。当阅兵完毕，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凑在一起，随着日本人同声高呼“天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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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敬意的表示中，那时我认为最难得的，是日军司令部每周有一位佐级参谋来给我讲演时事，多年来从不间断，无论是谁都是十分认真，有时还带来专门绘制的图表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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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来讲的大概是名叫河边的参谋，他调走之后继续来讲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后来在伪满当我的“御用挂”的吉冈安直。这个人在伪满与我相处十年，从中佐逐步升到中将。后面我要用专门的一节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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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参谋讲演的时事，主要是讲解内战形势，在讲解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由此谈到日本的天皇制的优越性，谈到中国的“民心”唯有“宣统帝”才能收拾。中国军队的腐败无力是不可或缺的话题，自然也要用日本皇军作对比。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吉冈安直至少用了一个小时来向我描述蒋介石军队的惨状。济南日军司令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给我拿来的。这些讲演加上历次检阅日军时获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军队的强大，深信日本军人对我的支持，我的复辟乃是“得道多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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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到白河边上游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舰。不知兵舰舰长怎么知道的，突然亲自来到岸上，尊敬地邀请我到他的船上参观。到了船上，日本海军士兵列队向我致敬。这次由于仓促间双方都没有准备翻译，我们用笔谈了一阵儿。这条军舰舰名“藤”，舰长姓蒲田。我回来之后，应他的请求送了他一张签字照片，他表示这是他的极大的荣幸。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对我存在尊敬。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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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日本人”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一个整体的，这当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的以及和罗振玉、升允来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们看成整体，是因为他们同样地“保护”我，把我当做一个“皇帝”来看待，同样地鄙夷民国，称颂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地表示愿意赞助。一九二七年，我由于害怕北伐军的逼近，相信了罗振玉的劝说，决定赴日。经过日本总领事的接洽，日总领事馆向国内请示，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并决定按对待君主之礼来接待我，据罗振玉从天津日军司令部听到的消息，日军部方面已准备用军队保护我启程。后来由于形势的缓和，也由于陈宝琛、郑孝胥的联合劝阻，未能成行，但是我从日本军政方面的一致态度，得到的印象就是统一的整体，不像中国当局那样各自为政。但是，这种统一的整体的印象没有保持多久。后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类的口号消失了，我逐渐发现，尽管日本人的“尊敬”“保护”还是未变，但是在我出洋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却有了不同。这种不同甚至达到令我惊奇与愤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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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有一天罗振玉又向我劝说，“虽然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究竟是鱼龙混杂，据日本司令部说，革命党（这是一直保留在张园里的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笼统称呼）的便衣（这是对于秘密工作者的称呼，而且按他们解释，这都是带有武器的）混进来了不少，圣驾的安全，颇为可虑，依臣所见，仍以暂行东幸为宜，不妨先到旅顺，恭亲王在那边有了妥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协助，担当护驾之责”。这时我正被“革命党便衣”的谣言弄得惶惶不安，听了罗振玉的话，特别是溥伟又写来了信，我于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决心。我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立刻命令郑孝胥去给我找日本总领事，我要亲自和他见面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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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听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问我：“皇上请加藤，由谁做翻译呢？是谢介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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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谢介石是个台湾人，由于升允的引见，在北京时就出入宫中，张勋复辟时做了十二天的外务部的一名官员，后来由日本人的推荐，在李景林部下当秘书官，这时又跟罗振玉混在一起，什么“便衣队行将举事”，以及革命党将对我进行暗杀等情报，也有他供给的，劝说我去旅顺避难的，也有他一份。郑孝胥显然不喜欢罗振玉身边的人给我当翻译，而同时，我知道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罗振玉也不会喜欢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或者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当翻译。我想了一下，便决定道：“我用英文翻译。加藤会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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