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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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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急，也许将来有机会带你去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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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啦，要是你三爷的乌龙院，小生可是不敢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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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是我的乌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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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三爷的公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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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胡嚷啦，那是三野友吉的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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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不过一个小参谋，干吗要那么大的一座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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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你既然不知道，”荣源警惕起来，抽了几口烟才说：“我也不便往下说，以后有机会咱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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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再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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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翻译员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在一次宴会上，借了一个题目和白井康谈天，一下子扯到那个三野公馆，说他曾到那里去过一次，就在上次见过面之后。白井康听了他的话，非常诧异地看了他几眼，一言未答。他心中很懊丧，以后总躲着这个白井康。可是在又一次宴会上，白井康主动地找他攀谈。也不记得是借了个什么题目，忽然扯出了这么一句：“那个三野公馆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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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白井康所充当的这种角色，一定很没滋味。上次园后放枪事件发生后，告诉张园“那是岩田打鸟”的，也是由他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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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后来我终于渐渐明白了，在司令部和领事馆的互相遮盖之下的钩心斗角，其激烈与错综复杂，是不下于我身边“遗老”中间所发生的。我也弄明白了许多“并行活动”，现象并非全是偶然巧合，比如：司令部派了参谋每周给我演讲，领事馆就介绍了远山猛雄做皇室教师；领事馆每次邀请我必同时请郑孝胥，司令部的邀请中就少不了罗振玉；领事馆在张园派驻了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专设的三野公馆为荣源、罗振玉、谢介石等预备了女人、鸦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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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黑龙会，我知道得最晚，还是郑孝胥告诉我的。这个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前身名为“玄洋社”，成立于中法战争之后，是日本浪人平冈浩太郎创立的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最早的特务组织，最初在福州、芝罘、上海都有机关，以领事馆、学校、照相馆等为掩护，如上海的“东洋学校”和后来的“同文书院”都是。“黑龙会”这个名字出现得比组织的诞生要晚，是在一九〇一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龙江”，换言之，也就是要做一个与帝俄争夺满蒙殖民地的开路先锋。在日俄战争中，这个团体起了很大作用，它的间谍工作，在《对马》这部小说里是有过描写的。传说在那时黑龙会会员已达几十万名，拥有巨大的活动资金。头山满是黑龙会最出名的领袖，在他的指挥下，他的党羽深入到中国的各阶层。从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升允之流的身边，到贩夫走卒如张园的“随侍”中间，无一处没有他们在进行着远虑深谋的工作。日本许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广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头山满的门生。郑孝胥说头山满是个佛教徒，有一把银色长须，面容“慈祥”，平生最爱玫瑰花，终年不愿离开他的花园。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在玫瑰花香气的氤氲中，捋着银须，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个又一个的骇人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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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能认识到黑龙会和日本军部系统的力量，是应该把它归功于罗振玉的。郑、罗、陈三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罗振玉认为军部人物以及黑龙会人物的话全是可靠的（他对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信任，也一半是出于谢、多二人和黑龙会有关系），陈宝琛则认为除了代表日本政府的总领事馆以外，别的日本人的话全别相信。郑孝胥公开附和着陈宝琛，以反对罗振玉，心里起初也对司令部和黑龙会存着怀疑，但他逐渐地透过罗振玉的吹嘘和黑龙会的胡作非为，看出了东京方面某种势力的动向，看出了日本当局的实在意图，最终看出了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后来决定暂时放下寄托希望于各国共管上的计划，而束装东行；到日本直接寻找一下黑龙会和日本参谋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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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六、郑孝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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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边，环境比在北京时开始好转。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他被派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总务外务，儿子郑垂承办外务，做了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如果可以这样比拟一下的话，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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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郑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样信赖，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郑孝胥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有些老古典，而他却常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动心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以至声泪俱下。有一次，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长安，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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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时是秃顶发光，唾星四溅，终于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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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安全，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时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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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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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已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意思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也仅仅是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略过的原因，这就是：他并不是把日本当做实现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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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这个论调起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九二五年，但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都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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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据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孝胥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一八九一年，罗振玉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本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本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的技术，西洋的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帅。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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