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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张死的经过，东京判决书有一段叙述：“1928年4月的下半月，张作霖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击败了。田中首相劝张作霖，在还不太迟以前退回到日本阵线之后的满洲。张作霖对此劝告虽感愤恨，但不得不听从。根据日本将防止败军入满洲的田中声明，关东军解除了由北平向沈阳退却的中国军队的武装。张作霖带着他的卫队，搭乘了开往沈阳的列车。从朝鲜抵达沈阳的日本第二十工兵联队，在铁道上埋设了炸药地雷，并且一个日军的大尉在地雷的周围布下了他的兵队。地雷是埋设在京奉铁路横过南满洲铁道处下面的地点。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儿时地雷爆炸了。张作霖的列车被炸毁，日军的兵士并向张的卫队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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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个数字包括以下各项: 敬懿、荣惠两太妃8000元醇亲王2800元 寿皇殿总管太监等饭食72元太庙首领太监等钱粮19.44元 东陵奉祀960元西陵奉祀832元 东西陵守护大臣200元醇贤亲王园寝祭品每季266.4元 园寝翼领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内管领值班饭食80元 太妃邸内护军住班饭食32元留京办事处长官及留用司员薪水1932元 宗人府办公经费500元 以上共15837.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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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员工薪资约为4000元，婉容、文绣月银1800元，房租约200元，其他开支，据“驻津办事处”的司房写的一份“谨将各项用项缮呈御览”的表格，其中核计出的每月平均开支如下: 膳房536.511元电灯234.947元番菜膳房215.115元 邮费1.877元茶房168.782元自来水61.341元 办事人员饭食236.194元 车费110.642元电话113.947元 旅费38.364元 奖赏142.902元购物4128.754元 马乾85元杂费236.825元 合计6311.2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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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后期也准许中国人去，但仅限买办资本家之流，由外国会员带去。这个地方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人民俱乐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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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惠罗公司是英国人开的专售日用品的百货店，是有钱人才买得起东西的地方。隆茂洋行是法国人开的珠宝店。《老爷杂志》是美国杂志。密丝佛陀是美国品牌化妆品，井非特别名贵，而且是专供妇女用的，把这样的东西和名贵的古龙香水混用，只证明使用者是入主出奴思想支配下的人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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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第五章 到东北去 （193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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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静的“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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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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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这个变化，一度引起张园上下一片悲观失望。那时，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的前景。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以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也一时听不到了。他们唯一在考虑着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了多久。我们很快地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张园”犹如绝路逢生，于是重温旧梦，认为“定于一”的大业，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中又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给我进讲一次时局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取名新居的“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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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果然，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盼来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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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之际，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演时局，与溥杰也算是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客几天，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临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一位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据溥杰解释，是日本南北朝时代一位忠臣写在樱树皮上，暗传给失掉了江山的君主的）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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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正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北局势日益紧张，而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又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是起了行动信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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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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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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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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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每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连。作字。遇弢庵（陈宝琛），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刘骧业）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大七（郑垂）往行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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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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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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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恨不得立时就奔到东北，但这样的行动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我，不如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就决定了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先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商衍瀛继续找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去办“及时应为之事”的人派去了不久，果然又应了郑孝胥的话，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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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对“喜事”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见到了我就说，从满洲来了两个人要朝见我。说着，领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穿西服，脸面陌生，从他的鞠躬姿势上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了一下，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的人，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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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了安，然后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这时不在吉林，熙洽利用职权，下令开城迎进了日军，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部队，不费一弹，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请我不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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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全都盼我回去。关东军也愿意我去复位，所以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了出来。罗振玉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也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的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缘墨堂”的“奇货”，他几年来花费的“苦功”，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曾透露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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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一九一九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乱，无从下手，唯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唯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一九三一年）春赴吉林，与熙君格民（洽）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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