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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唯予之志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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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予虽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乏，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弊政。否则有名无实，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已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削迹，一旦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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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拿出所谓“国体”问题的定案，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之前，要最后排定“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的意思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不让他去沈阳。等到他的目的已达，再从沈阳回来，他就不管我这一套了。这种变化，从他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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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辛亥十五日（二月二十日）。旅顺电话：命赴行在……与大七同赴行在。召见，商对日本司令部措辞大略。奏曰：“共和制谢以未达，如议君主立宪，则告以事体繁杂，须研究讨论，果无流弊乃试行；预备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内，唯以独裁君主集权政府办理一切政务。如议国号年号，则告以国号不可改，年号或可酌改。”上颔之……得旅顺电话云：派郑孝胥、郑垂、罗振玉、上角，明日同往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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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子十六日。奉上谕：“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卿等赴奉，当示朕无私天下之心，其次，关于我方既定办法，决不变更，且详为释导，以破群疑，钦此！”附九时半快车赴奉天，寓大和旅馆。即至司令部晤板垣。夜板垣宴于粹山酒馆。晤张景惠及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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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十七日。与张燕卿密谈，使告各方代表以将来论功行赏之大意。板垣示官制及“人民保障”诸法。至行政委员会旁听。是日议国体。吉林蒙古皆主君主，奉黑龙江、哈尔滨皆主先行，未定试行之制，将来改为君主……夜附十时半快车。（郑住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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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十八日……九时半至旅顺复命。召对。极言当借力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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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在日记里没记的，陈曾寿（此时住大连）的日记里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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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苏厂（郑）、叔言（罗）自奉归。此次郑氏父子充代表赴奉，系日军部邀请，上加派。雪堂（罗）到奉后，苏厂出席，上所命传之语，一字不提。言：“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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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还不知道这回事，但是郑孝胥由主张坚决保留国号变为向我“极言当借力试行”，即所谓借日本之力，试行先当一下没有“宝座”的“满洲国执政”，这个变化就足够让我生气的了。当我听他说完了板垣执意不肯同意“大清复辟”之后，立刻跳起来说：“土肥原说的不是帝国吗？连帝国也不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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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帝国也不是。这是‘民本制’，这是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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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委员会！我用不着‘委员会’！我也不当什么执政，我回我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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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回天津已经不容易了。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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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讲了一堆历史例子，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听够了，而且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我再三地固执不依，他却是胸有成竹地说：“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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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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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七、会见板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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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揭露，他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佐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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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一九三四年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一九三八年做了陆军大臣，一九三九年是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又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古扶植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的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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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鼻子底下的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看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也很触目，再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是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来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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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出了题目，却不立刻讲正文，而是慢条斯理地先从“张学良的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又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青白脸和忠岛比多吉的皱脸，不断表示赞同地点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这个正题：“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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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忠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执政即位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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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用他的不紧不慢的声调说：“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这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委员会代表满洲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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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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