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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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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来预知术》是香港出的一本迷信书，伪称是诸葛亮的著作，可是其中的卦辞中有汉代以后的诗文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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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 （193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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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时上演的另一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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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记述（193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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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建立这个“国家”组织，首先是建立地方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好培养好一批“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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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三日，关东军大佐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了沈阳市长。但是土肥原感到他到底是一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太顺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欣伯拿出来做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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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欣伯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恶，常饰旦角，颇为某阔佬（忘其名，据说是国民党某要人）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见事不妙，便诱拐她一同逃往大连。赵欣伯改名为刘笑痴；他拐带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赵欣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说一口好的北京话，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语维持生活。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初高小和初中程度）做初小教员。同时，赵欣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连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连日本财阀相生由太郎（此人因包办大连码头装卸车船货物，榨取中国劳动工人的血汗而大发横财）、石本贯太郎（此人包办贩卖鸦片致富）和日本大浪人大连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军阀政党财阀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欣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人的资助，于一九一五年到日本留学，进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笑痴的假名改为赵欣伯。他虽得到资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读书边教中国话，因此认识了一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高等专门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话而结识了不少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施行手术时死去。赵欣伯失去了这个摇钱树，生活收入大成问题，心殊不甘。日本军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欣伯提起诉讼，控告东京帝大医师，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帝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诉。该法院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施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轻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赔偿。各教授们就以“刑法过失论”为题，让赵欣伯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赵在各教授帮助之下，抄袭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作为论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论文内容平常，实在没有通过学士院授予博士学位的价值，但是，日本有些人极力主张对于赵的论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赵欣伯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既可略酬赵夫妇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贡献，又可以取得中国留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做更多的贡献，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们都支持这个主张。加上赵欣伯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论文，授予赵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本军阀认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没有多大意义，让他回中国对于日本会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过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军人，记不清楚了），于一九二六年把赵推荐给张作霖，并加以吹嘘，说赵欣伯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名的学者。张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视与欢迎，现在赵欣伯既有本庄的介绍，每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碗饭吃，也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欣伯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资本，就大肆招摇起来，往来于军阀官僚与日本军阀之间，相当活跃。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与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联络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组织一个所谓“法学研究会”，地址设在沈阳博物馆内，又从张作霖那里每月骗去一千元津贴作为经费，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译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载在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饰门面。从此，“赵欣伯”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亲密。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叫他做沈阳市长，作为自己的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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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欣伯钻营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旧军阀官僚巨商如汲金纯、张仙舫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六十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汉奸头目的嫉恨和议论。十月二十八日袁金铠、阚朝玺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和大家胡说乱讲赵欣伯的德行的时候，赵欣伯忽然带领伪警察五十多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市面不靖，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在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阚当时忍不住大怒，便和赵口角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们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就把我枪毙好了。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话，我可以转过身来。”说着便把脸转向里面，大叫道：“请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阚朝玺拉到屋里，并没开枪。赵欣伯耀武扬威而去，一场小小的闹剧至此收场。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阎廷瑞，持有某日本人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欣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给他二十万元，才能相助。阎说，手下无钱，候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事为别人闻知。赵认为阎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阎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本宪兵便把阎廷瑞抓起来拷打折磨，一星期后阎即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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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又可以和本庄司令官与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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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于冲汉当日寇走狗的资格更老，与日寇的不少当权人物有来往，尤其是与日寇在华的人物更有其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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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冲汉是辽宁省本溪县人，生于一八六九年，家里是大地主，有一所大院，并霸占了院的前后两个山头，此外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他父亲曾在热河平泉当“州判”，不久即被因受不了蒙古王公压迫剥削借宗教力量起义的汉族农民杀死了，因此，清廷赏了他的子孙为世袭云骑尉，并赐给其“五品顶戴”的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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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冲汉在前清时曾考上过秀才，一八九一年因镇压人民有功授县丞，一八九三年升候补知县。一九〇〇年于冲汉到了东京，在外国语学校中担任了中国语教师。从此开始，于冲汉与日本的统治者勾搭上了，走上了无耻的当汉奸的道路。日本统治者看到他能专心研究日本的情形，讲起日本话来也明晰流畅，认定他是奉天派唯一的“老日本通”。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他到辽阳日本军司令部当翻译，以后又到沈阳日本军政署当翻译，因其肯卖力气，善于奉迎讨好，日本为了酬劳其功绩，赠予了一枚六等勋章。战后于冲汉当过“奉天省巡警总局提调（相当于参事）”，亲手创办了辽阳城内的巡警局，做过“奉天交涉司随办”“民国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这时于冲汉已成了日寇的重要奴才之一，每当举行什么公开的活动都要让他参加。如一九一三年秋，日本“驻满洲师团”在长春到大连铁路沿线演习结束时，在“奉天附属地”举行了“师团长阅兵式”，也邀请了他去陪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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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日寇的走狗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时，于冲汉在张师中任顾问。张作霖凭着日本的势力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于冲汉也当上了“东三省官银行号”总办。这个肥职给了他尽情搜刮老百姓的大好机会，大大地发了洋财。特别是张作霖为了取得外汇，无止境地发行“奉大洋票”，以此来收买大豆去换“金票”，于是“奉大洋票”价值暴跌，造成了通货膨胀。为了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就又发行“现银元票”，原来的一元“奉大洋票”只值二分“现银元票”。劳动人民吃了大亏，而这些军阀汉奸却朋比分肥发了洋财。于冲汉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仅仅红利就分得了五十余万元，其他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搜刮来的更不用说了。于是新置了大批田地，修了华丽的住宅和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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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同时进行的另一件更大的卖国勾当是：袁世凯与日本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有鞍山铁矿的采矿权。根据这条，于冲汉的活动不遗余力，把祖国的权利拱手出卖给日本。一九一六年夏，日本在鞍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中日合办的“鞍山铁矿采矿振兴无限公司”，于冲汉出任中国方面的总经理。可是于冲汉对这条卖国条款的实现并不满足，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也为了自己更好地发洋财，他与张作霖一块儿在这条款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一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地炼铁，以便减低成本。所以在鞍山附近强买农民的土地万余垧，作为建设炼铁高炉、炼焦炉及修筑运输铁矿石的铁道用地。又在铁道沿线海城、盖平两县境内强买苦土矿、长石矿、骨石矿等十余处。由于这个汉奸的势力，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于冲汉却又发了一笔洋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公司由“中日合办”名义改为“日满合办”名义。次年于冲汉死去，其子继承了其总经理职位。于冲汉一手出卖祖国矿权的结果，使国家的资源受到极大损失，供给了日本战略物资支持了其侵略战争，而于冲汉父子俩前后共捞到了一百八十万的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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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于冲汉有了上述卖国“功绩”，一九一九年日本政府又赠给了他一枚“二等瑞宝勋章”。第二年，于冲汉又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赴日本东京，乞求日本谅解，数次会见了币原首相，上原参谋总长，内田外相，田中陆相。日本见其对主子的忠实，对其更有好感，非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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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官运亨通，先后兼任奉系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等，直到一九二七年因病辞职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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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板垣一见了于冲汉就说了上面一段话。在九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下车到城里见过他。本庄繁于一九二六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繁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宇霆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待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我，我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大做主。请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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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于冲汉患的是“烟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寇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中佐参谋石厚莞尔，少佐参谋和知清，大尉参谋今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谦吉等出入于家，催促他组织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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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资格，要比赵欣伯高出多少倍，但终究由于他臭名远扬，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误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责罚。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铠拉出来做帮手（袁曾做过张作霖父子的秘书长，借势力卖官鬻爵，赚了不少钱，在辽阳占买了一千多垧好地）。他把袁金铠请到他家里（袁住在于的对门），躺在大烟榻上作了如下一段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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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冲汉说：“我看东北局面必将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占据满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军东北各地，是实现它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根本也没有退兵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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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老将（张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们的意见，遇事有个商量。现在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张学良曾以李世民自居），却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我们还捧他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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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拳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像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答应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张学良重归东北，我们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士，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现又有重病，不能出去应付。你的精神还好，我希望你出头收拾这个难局。对于日军方面无论有何困难，我当负责交涉，尽力帮助你担当难局，你看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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