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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下旬，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指示，率领辽宁臧式毅，吉林熙洽和赵欣伯等到旅顺“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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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二、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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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板垣谈妥了交易——以一年为期，如届时不改为帝制，我就不做这个“临时执政”，上角利一来告诉我说，军方的意思是由郑孝胥出任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我点了头。他又拿来第一任各部总长的名单，我也点了头。过了几天，即二月二十九日，关东军参谋部四课包办的“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搞了个“全满洲会议”，做出了“拥戴”我为执政的“决议”，并选了九名请愿代表。上角和郑孝胥都来告诉我说，在请愿代表团第一次来请愿的时候，要表示谦逊辞谢，第二次请愿时，才应允。我又点了头，并且叫陈曾寿替我把“辞谢”和“应允”的台词都给我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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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顺的最后几天里，还有些其他的嘱咐，我都一律照办，一律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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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从的历史。这并非完全由于害怕，也不像后来关内某些报纸上揣测的“迫不得已”。固然自从和板垣打过交道之后，我有了“瓷人”的感觉，觉得处境有如踩着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七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我这种思想经过胡嗣瑗、陈曾寿这些重新得到我宠信的旧臣的一番引经据典，很快就明确地树立起来，而且扫掉了满天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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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陈等人这时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边。虽然他们的复辟大清的主张失败了，“正纪纲”、争用人权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们对于能回到我的身边任职是满意的，因此就劝我不要着急，举出历史上晋重耳、汉刘秀等等的例子说明，中兴大业都免不了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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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表示后悔的罗振玉也如此主张，商衍瀛则以“老祖”的乩语证实这个想法的正确。有了这些理论和预言，我的懊丧心情逐渐平复了，甚至郑垂的通权达变论我也认为有道理。最后，我不再对“执政”的称谓觉得是侮辱，而看做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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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反映在我叫陈曾寿写的两篇不可少的祭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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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告关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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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维护国英灵，赫昭显应，深蒙加被，久矢皈依。今以丰镐旧邦，渝于水火；群情推戴，勉为其难。拨乱反正，懔大义于春秋；尝胆卧薪，效畏天于勾践。变五铢钱之业，窈有慕于前规；秉九顿首之诚，唯祈夫灵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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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告列祖列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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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唯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伸之计，降心迁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伏祈默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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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降心迁就”和“兢兢业业”的表演，由逼真、认真而日趋神形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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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全满洲会议”的请愿代表等九人到达旅顺，这是上角说的第一次“请愿”，是要辞退的，我于是拿出了第一次用的台词表演了一番，并且把那个三天前写好的台词交给了“代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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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闻外事。虽宗国之玷危，时轸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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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这天，“代表团”二次出场，人数增加到二十九名，张燕卿、马涵清、林鹤皋、谢介石、赵仲仁和蒙古王公凌陛等人都来了。于是我又拿出了另一个台词，表演之后交给了他们。这里面说：“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并且说，“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有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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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当然也有备好的台词，表示了同意。当天，胡嗣瑗和后赶到的前内务府大臣宝熙，押了行李先去长春准备。次日，我和婉容以及郑、罗等人先到汤岗子，张景惠和赵欣伯等人也到了这里来迎接。过了一夜，动身去长春，三月八日这天的下午三时，火车到了长春站。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神形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里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这种行列间发现了一群拿着黄龙旗的跪在地上的满族，我竟忽然流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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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穿过了沉默的街道，穿过了扎着纸花的粗陋的彩牌楼，把我送到一座古旧的院落中。这是从前清朝道尹衙门的旧房子，这就是匆忙拾掇出来的“执政府”。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所谓执政就职典礼。关东军的本庄、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参谋）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一律参列。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之外，还有商衍瀛、宝熙、陈曾寿、胡嗣瑗、万绳栻、林棨、王季烈、三多、善宝、赵景祺、毓善、凌升等。同时登场的还有被称为“建国元勋”的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熙洽、张海鹏。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礼，然后由臧式毅和张景惠送上黄绫包的“执政印”。郑孝胥代我念了“执政宣言”。完了就是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我致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照完相，在院子里举行了庆祝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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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会未散，一个发光的秃头晃到了我的身边，我耳根响起了一种非常恭顺的声音：“本庄司令官向孝胥表示了，要孝胥担任国务总理的重担。孝胥固辞不受，可是这是日本军方的意思，再说也要上头同意呀……”他把写得很整齐的任命书送到我的眼前，除了特任总理的之外，还有各部总长的。我自然又是点头，一声不响地在公文上签了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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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破补丁，贴上了祖国东北的天空。在这块天空下面，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从此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了地狱中的奴隶。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为“南进”或“北进”铺起了启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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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即使能看出祖国人民以至东南亚人民将要为我付出的代价，但为了我的欲望，也是在所不惜的。一九三五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时，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夺，不是完全听不到屠杀，但我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整整十四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我为了一项私欲——从君临天下的野心降到维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顺从地为他们效劳，给他们搽脂抹粉，把掠夺和屠杀都变为合法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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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强盗凶手们的第一个交换条件，是我和本庄繁签订的《日满密约》。在这项交易中，日本人允许承认我为“满洲国”的“元首”，我允许就任“执政”后实行这五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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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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