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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洲国组织法”的第一章“执政”里，一共有十三条文字，都是表明“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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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执政统治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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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执政代表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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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执政对全国国民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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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执政由全国国民推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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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执政得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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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执政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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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执政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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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执政为维持与增进公共之安宁福利或执行法律，得颁发命令，但命令不得变更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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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执政为维持公安或防预非常之灾害，于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可得参议府之同意而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但须于下次会议中报告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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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执政得制定官制、任免官吏，并定其俸给，但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特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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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执政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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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执政统帅陆海军及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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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执政有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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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每条的“执政”二字下面加上“名义上”三字，这个组织法倒也是真的。事实上，我这个“统治满洲国、代表满洲国……”的“元首”，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过一次大门。“大同公园”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到我的权力，那就只有对关东军的点头同意权和逢迎谄媚权。假若我竟敢认真地要按照“组织法”行使起那上面的权来，那就等于自己不要关东军给我装扮起来的尊严和赏赐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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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一开始竟有时会忘掉，在得了许多教训之后，才牢牢地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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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会忘掉自己的尊严是装扮起来的，也许由于是关东军起初做得太像了。首先，我脑中留下的天津七年的印象很深，那七年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或官吏不是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呼我为宣统帝；其次，我到东北后，无论是板垣还是本庄繁，当着我的面都是彬彬有礼的，凡需用厉害颜色的时候，却都经过中国人向我转达，所以我从没有直接看见过他们的红脸。在三月九日那天，“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十分恭维的祝词和庆祝酒会上本庄繁的十分有礼地向我祝酒，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我竟忍不住地想道：“看样子日本人是真的承认我这个元首的。陈曾寿和胡嗣瑗他们说得大概不错，日本人不请我出来不好收拾东北这烂摊子，既请我出来就得对我有所尊敬。他们劝我不要太让步，可能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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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在兴奋之余，曾向胡嗣瑗和陈曾寿发过誓愿说：“我有三愿，现在告诉你们。第一，我要克除掉过去一切毛病，陈宝琛说过我懒惰和轻佻，从今誓不再犯，一定振作奋发，勤劳从公；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誓必由此开始，逐步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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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天起，我真的不再睡懒觉，早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里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就是接见求见的人。求见的人很多，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晨六时起，到晚上十一时止，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这些求见的人有的是来给我请安磕头，有的送点土产，有的和我叙叙家世，有的求我给个职业，有的则纯粹是怀着好奇心，要看一看我，要谈什么话他都没准备好。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在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谁也不是找我谈“国事”的。那些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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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向我谈国事的是郑孝胥。他每星期按例要来向我报告一次“国务会议”通过的案件，这个国务会议，十足地证明了以我为首的这一伙人的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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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务会议，“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由各部总长参加，主持者名义上是“国务总理”郑孝胥，其实是总务厅总务长官日本人驹井德三。驹井从前在满铁做过事，曾发表过一篇“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中国通”的称号。他被日本军部请来担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之后，日本杂志《改造》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每次举行“国务会议”，都是他给郑孝胥准备好议案，由郑在会上照本宣科。国务会议上的通过和郑孝胥向我报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国务会议上没有人能反对，到了我这里依然是反对不得。据说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各部各省机构日本人官吏的比率数字表。财政部总长熙洽打开牛皮纸口袋，一看那个准备好的数字，就不高兴了，居然向驹井德三提出质问：“新政府刚成立，第一次阁议还没开，这些表格是谁给做出来的？”不料驹井命令道：“别说话！”熙洽一听，火上来了，站起来问：“为什么不让说话？连日本军司令官也没跟我喊过，你喊什么？”驹井德三大怒，把桌子一拍：“我叫你别说话，就是不许你说话！这是关东军决定的，你就得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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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干啦！”熙洽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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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了钱，不干行吗？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拿关东军的机密费？你们要知道，满洲国可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给你吃现成，你们还要想捣蛋，可要放明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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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有几个“总长”都很气愤，只要熙洽一走，就一齐给驹井亮一下台看，可是一听这话，都低下了脑袋，连熙洽也乖乖地坐回位子上去了。所谓机密费，郑孝胥最多，是一百万元，其他各“总长”各拿了二三十万不等。这笔数字是和忠顺程度成正比例的。这场风波也就是拿了一百万元的郑孝胥给圆了场，大家乖乖地通过了日本官吏比率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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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像熙洽那样被日本人直接骂过，可是在郑孝胥面前也听到不少对元首尊严大为贬价的话，这就是每当我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听到的：“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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