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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请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别人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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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了郑孝胥的假，立刻派胡嗣瑗去找臧式毅，授意给他，要让他当国务总理。这位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聪明得多，他知道我这执政的命令的价钱，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我只有找麻烦，就拒绝了。为了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国务总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态度，郑孝胥赶忙销了假，回到他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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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想出进一步的对策，他的儿子郑垂找我来了。他没有提他父亲的事，却先从更叫我生气的问题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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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上头等武藤来，就要提出由满洲人主事，各部权力归满人，这件事要三思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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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了，你倒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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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郑垂不同意，只怕日本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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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垂见我不高兴答理他，笑了一笑，接着说：“如果真的把权力全拿到满人手里，就怕各部长官驾驭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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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这话，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从他父亲起到各部总长只不过听命于日本人，而不是我这个“真龙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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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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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愤然站起来，走出我的“执政办公室”，不想再看见他那张可恶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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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缉熙楼”，晚饭摆上来了，我不想吃，只是气愤地在地上来回走，寻思着撵走郑氏父子的方案。我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和武藤的会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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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武藤来了，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东京活动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们带来的消息还是那样美妙，说除了取消总务长官问题尚待研究之外，其余都不成问题。因此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之后，我单独和武藤会面的时候，我抱着很大希望正式地把那几项要求提了出来，在改组国务院那一条，我要求首先把郑孝胥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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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一种得天独厚、求必有应的感觉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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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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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的会见。第二次会见时，我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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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最后结果，驹井德三拿了一百万元的酬劳费下台去了，但另一个日本人坂谷希一又接替了他的职务，官衔虽然由总务长官降低为总务厅长，名义上位于各部长之下，而实际权力和从前一样。国务总理也仍然是郑孝胥，只不过他的儿子郑垂被免去国务院秘书官之职，给了个航空会会长的名衔。此外，可以说是一点儿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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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胡嗣瑗被“升”为参议府参议，实际是把他从我身边调走。后来，日本人索性请他退休，连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难，我只好每月供应着他。胡嗣瑗这一调走，我立刻又想起了熙洽和荣厚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询问他的研究结果。从此，每次和武藤见面，只有陪他谈佛学、讲天气；每次听郑孝胥的国务报告，就只有点头、“裁可”。我又明白过来：这是保持尊严和安全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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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四、李顿调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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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响和遗老们十几年的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一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弄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一九三二年国际联盟派了一个调查团到东北，曾经引起郑孝胥父子发生过把东北变成国际共管的幻想，我却连这种幻想也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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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再致电张学良，指示了“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九月二十二日又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说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所谓“国际公理”，照他说就是在国际联盟这儿。九月二十一日国联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的请求，九月三十日国联行政院（或译理事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国联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的意见。国联在开了许多次没有结果的会之后，十二月十日，在日本人同意下，决议组织一个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中日纠纷”的实情，并向行政院提出报告。这个报告自然要包括解决“纠纷”的意见，也就是蒋介石所宣传过的要等待的“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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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所以当时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与调查团同行的除了一批秘书人员和专家之外，并有中日双方各派委员一名协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国是前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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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出发了，先到日本，又到上海、南京、汉口、九江以及湖北的宜昌和四川的重庆，四月初到北平又停了十天，四月二十日才进入东北，到长春时已是五月。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之判断”，而日本军队却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逼着蒋介石签订了不得驻兵淞沪的协定，同时也制造出了“满洲国”的既成事实。究竟这个调查团到中国来是打算干什么，蒋介石希望的又是什么，我都被闹得糊里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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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五位委员进行了十分钟的会见。在这十分钟内，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五位绅士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让我回忆起天津时代我和他们同国人的交往。闪过我心里的念头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国人，特别是调查团长李顿爵士的同胞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为我打开着，如果我现在对他们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并且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干不干呢？这个轻微的念头刚一闪过，我就打了一个寒噤，因为我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事先嘱咐过的，念我的台词：“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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