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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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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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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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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还估计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过了不久,即这年的十月,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了,果然叫郑垂猜中了。首先,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其次,这位管理者确认它的同行“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唯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为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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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攻击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需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是不能认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无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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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书引起日本的反应,是令郑氏父子很失望的。调查团尽管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人对它提出的这种列强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裨益,如制订国际共管计划”!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给个不理睬。所以郑氏父子和蒋介石政府以及连声为报告书叫好,称之为“世界之公论”的胡适博士,都不免垂头丧气了。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也是因为在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问题存在幻想上。一九三五年,他在自己办的一个“王道书院”里演讲。宣传了这个理想,结果是日本人请他退休。他退休后,因为日本人不让他往北京迁移,存在银行里的那一百万元“机密费”又不给他兑现,一九三八年一气之下丧了生。至于郑垂的失宠和去世更早,是一九三三年年初暴卒的,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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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也确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必定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民国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儿约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绝对逃不出它的手掌心的。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是留下这条命,说不定日本人还让我当皇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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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五、第三次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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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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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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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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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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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日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报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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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儿,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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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三月二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三月二十四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五月三十一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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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做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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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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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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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过登极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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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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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号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航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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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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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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