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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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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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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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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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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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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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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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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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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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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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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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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就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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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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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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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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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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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七、我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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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道。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军阀需要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来为新的战争扫清道路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关东军不但不想再瞒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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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升案就是一个例子。凌升是蒙古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刚和我结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了，他像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凌升，他勾结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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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植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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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冈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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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许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着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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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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