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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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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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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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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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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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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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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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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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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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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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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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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就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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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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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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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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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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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七、我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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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道。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军阀需要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来为新的战争扫清道路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关东军不但不想再瞒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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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升案就是一个例子。凌升是蒙古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刚和我结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了,他像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凌升,他勾结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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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植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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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冈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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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许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着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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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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