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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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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诚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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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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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性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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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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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八、四大“诏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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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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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嗯,应该致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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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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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得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先站起来,向南深深一躬,低头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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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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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犯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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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这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由郑孝胥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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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襈。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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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依赖不渝”“精神如一体”的话原来并没有,是吉冈奉关东军之命来告诉我,由我亲笔加上的。吉冈原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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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事情却要从一九三九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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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冈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嗯,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该相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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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工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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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希望我要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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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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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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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做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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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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