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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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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诚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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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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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性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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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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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八、四大“诏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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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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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嗯，应该致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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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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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得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先站起来，向南深深一躬，低头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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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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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犯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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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这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由郑孝胥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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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襈。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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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依赖不渝”“精神如一体”的话原来并没有，是吉冈奉关东军之命来告诉我，由我亲笔加上的。吉冈原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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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事情却要从一九三九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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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冈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嗯，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该相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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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工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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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希望我要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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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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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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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做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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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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