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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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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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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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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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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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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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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十一、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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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给我说过一件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捉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提到他跟前审问的时候，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这俘虏的这种外貌，不禁嘲弄地说：“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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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威风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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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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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情形，别的伪满军官也有遇到过的。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败象还没有暴露以前，正是张牙舞爪、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白，武器简陋的抗联士兵，何以那么充满了信心，在死刑判决面前，竟然宣布审判者末日将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类故事，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伪满的小学生在唱“国歌”时，竟普遍地敢于对“满洲国”进行嘲笑，把“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的歌词（这是郑孝胥的作品）唱成了“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我从“福贵人”口中听到过不少这类故事。我只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汉奸，但不能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强大的统治者会必败无疑。确实，很久以来我就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得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勉强能放在日本统治者对比地位的只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至于“老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是更软弱无力、无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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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强大无比，又是谁软弱无力？其实这个问题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给我透露了出来，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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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的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多至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住了。我问吉冈这是为什么，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的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啊！”“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我再不懂数学，也能发现了这个比例：小小的共产军，却要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去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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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地向我报告了一次“剿匪”胜利，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找到了抗联的领袖之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那时我还不知道“满洲国的大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没明白“患”之所以大，这也是吉冈后来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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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一九四二年前后，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南洋的日军也正横行无忌，“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来到东北向我吹过自己的战绩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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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逢迎道：“愿闻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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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沙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以及日本的某些我已记不得的故事来作比喻，说明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人山人海”的困境中。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开小差），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了。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得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地搜索枯肠才想到了这么两句：“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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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敢说了，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正式的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了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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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更近乎事实。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一架日本制飞机超过苏联制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五万多人，植田也因此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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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资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痰桶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帝宫”里来，“内廷”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向我求助来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无畏的皇军”样样表现出了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连我的侄子们看了这些，都表示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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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的，正是日本军人身上流露出来的软弱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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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当他再次奉调到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我是不能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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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给“肉弹”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弹”就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受了“武士道”和“忠君”毒害的士兵，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这叫做“体挡”。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肉弹”的“体挡”，都表示无限崇敬，那些所谓“英勇”的事迹也确实叫我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的指示，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弹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我才看出了“肉弹”真正的形象。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饯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丧。“肉弹”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向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弹”满脸灰暗，个个都是泪流双颊，有的竟哽咽出声。干杯后，一齐喊“天皇陛下万岁”时，声音都像是哭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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