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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二、放不下来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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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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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塔到伯力，从伯力市郊到城里，我始终是和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和一个佣人在一起的。我们这“一家人”住处是和别人分开的。到伯力之后，收容所里没有苏联姑娘做服务员，就由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洗衣服。不过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让他们再叫我皇上了，他们就用“上边”两字代替了那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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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想在楼下散散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见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这人我认得是伪满的一个大臣。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连个礼也没有了？从此，我就不想下楼了，终日在楼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大悲咒，饭前的往生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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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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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我家里的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去了，剩下我一个，被调到跟其他汉奸一起去住。我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还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我的岳父自告奋勇，愿意伺候他的女婿。于是，我们这两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凑到一起了。更丢人的是，我连衣服也让岳父来洗。后来，自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自己也洗一点儿衣服，但他依然要抢着代劳。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包饺子吃，第一碗还是要先盛给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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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的架子总是放不下来，我的生活方式总是和别人不能一样。那时，苏联的工作人员，曾诱导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劳动，先从自己管理自己，从打扫住处讲卫生开始，但并没有要我也去做。我为了讨好，有一次也自动拿起了拖把，拖起了地板，一个苏联人员看见了，笑道：“好啊，连溥仪也干活了！”我听了，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觉一些，还能更多放下点架子，这对我思想是会有好影响的。但是我的动机既如此不纯，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来又是如此不情愿，所以，我家里的人一从另外的收容所转送回来，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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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在我们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给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也分了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着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和高兴。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也很有趣味。这种趣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因此，有时也很着急，埋怨青椒和西红柿为什么不快点长起来，还常常想，这到底不如从菜铺买起来方便。这就是我的“劳动观点”。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虽然是非常微小的种子，毕竟是一颗好的种子，对我后来回到祖国进行改造，是有一定好处的。但那时我不懂得在这方面感激苏联，我感激的只是没让吉冈把我带到日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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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当局还给我们一些中文书籍，供我们学习。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讲得莫名其妙，听得更是无精打采，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一定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大概也救不了我的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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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都坐在一个特殊的座位上（在讲桌旁边），一边听着“教员”结结巴巴地讲着听不懂的什么“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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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的地方是个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外有苏联士兵巡逻。为了让他不至于看出我胡思乱想，我还能装得很像用心听的样子。但有的人却打起呼噜来。等我的妹夫把“国家杜马”和“克伦斯基”一讲完，这个大厅才又出现了活气。特别是晚饭后，更是人声嘈杂。几张桌子上有人噼里啪啦地打麻将，麻将牌有的是用木头自己做的，也有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我很奇怪，他们被捕的时候，还有心从家里带一副麻将牌走。在走廊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的战犯那里传来“呜呜……”的日本戏的调子，楼下的对台戏是一把二胡和青衣小嗓，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背着苏联收容所当局，在宿舍里偷着扶乩，问的大都是有关回家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总而言之，无奇不有。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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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种时候，就像游魂似的，东转转，西望望。麻将、京戏、扑克我全不会，我也放不下架子和他们一起玩，结果还是回到自己的屋子，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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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三、我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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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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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在法律的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个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惩罚，只看做是一种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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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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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在献宝之后，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后来还剩下一部分，无法再装进去，弄得不知怎么办是好。我对苏联人说过我献出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恐怕苏联人发现我说了瞎话，又怕别的拘押者知道了我的秘密。再藏吧，实在没处藏了。连肥皂里都已经塞满了。最后我决定，把它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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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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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的人们都过去看，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便说：“这上面还有北京的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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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认出来，这原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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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在一块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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