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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李焘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到房顶上的烟囱里。我有这种糟蹋偷盗祖国人民的珍宝的行为，怎么谈得上认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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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日本鬼子是怨恨的。苏联在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也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鬼子。但当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到我自己的责任，而是把罪过全放在日本战犯身上去，尽力使自己摆脱出来。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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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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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的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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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这是我的作证任务，也是检察官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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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日本战犯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所作的努力，是要从质问中取得相反的证言，以证明我不是个傀儡。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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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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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九一八”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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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我还力图把我历史道路上的几个关键事件，歪曲成为我希望别人能相信的那个样子。例如，我到东北，是被强迫的；我出任“执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备将来“里应外合，收复失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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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就和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语说，“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这类冲突，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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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愤愤不已。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里面有我的（虽然纯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时我也愿意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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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所要知道的只是我是否是一个傀儡，从而由这方面证实日本战犯是东北的侵略者，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傀儡，他们并不关心。这傀儡毕竟不是戏台上的，毕竟是个活人，是人就有其一定的灵魂，而法庭也不管这个。但是，我仍然要把自己的灵魂封得严严的，以致前后矛盾，暧昧含混，并且给辩护律师造成反扑的机会，我却仍然一步不肯放松，到作证结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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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庭是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半开庭，检察官凯南（美国人）先进行讯问。他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地、出生以来的经历，一直问到我如何离开的天津，我开始警惕了。我只讲了那时发生的“恐怖事件”，讲了“来历不明”的炸弹，当凯南问我有没有著名的日本人来访问我时，我只提到了香椎浩平，我说(2)：“香椎强迫我去旅顺，我不得已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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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旅顺之后，做了什么？”凯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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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没有做。后来，板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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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了在会见中板垣对我说的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新政权”的话，我承认板垣对我提出了由我充当“新国家的元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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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接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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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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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拒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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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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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根据“不得不正统系”的理由，向板垣争皇帝来当的事，我根本一字不提。后来检察官问到板垣的反应和最后的结果，我描述了郑孝胥和万绳栻转达的板垣的恐吓之后说：“我不得已而屈服了。因为首先是板垣说过，如果拒绝，将采取断然手段，其次是郑孝胥等人的劝告，第三是怕日本防我拒绝后泄露秘密，杀我以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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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问了一下我所知道的东三省人口、面积等，就宣布休庭。我回到苏联陪同人员给我准备的安歇地方，思忖了这天的讯问，觉得自己还是太老实。我认为我必须说的，应该还要多一点儿。八月十九日，我第二次出庭，当凯南再问起我接受板垣要求的理由时，我又说：“当时我年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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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引起了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一阵低语声。检察官却未因此而对我这类的表白发生什么兴趣，他把问题转向我在伪满时实际作用方面的问题上去，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下，我讲了自己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的无能为力；讲了处于日本人直接监视下和李顿调查团的会见；讲了连会见自己的亲属也没有自由；讲了“火曜会议”；讲了日本总务长官日本人次长和关东军参谋第四课操纵一切的真实情况。我讲到了谭玉龄的死，大厅里陷入一片沉寂；我讲到了“天照大神”的可耻的来历，引起了一个日本律师的争辩。我最后回答了关于日本的鸦片政策，显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注意。这一天的法庭历时比上次长得多，到结束时，我觉到有一种胜利者的滋味。第二天，我第三次出庭的前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凯南继续讯问我日本在伪满的各种有关掠夺、奴化、奴役、备战等政策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地继续提供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实材料。但是，凯南结束了讯问，到了被告们的律师走上来开始了质问，样样问题都触及了我个人的时候，情形就越来越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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