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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10 大约是在第二次讯问中,他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一系列问题,我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看来,这是个今天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我却一问三不知,又担心着我给他这种失望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时,他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还是那一句:“你再想想,想起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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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12 从“检举认罪”一开始,我就担心着别人的检举。我一则怕别人(特别是侄子们)说了我所没交代过的事,另则怕他们说了我没做过的事。我生怕他们不负责任地乱用这个“手段”来表白他们自己,而同时,我自己却拿了这“手段”不负责任地对待别人。特别是对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点什么便写什么。我自己想不起来,怕写得少而立不了“功”,怕被看做是不积极,我就注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想从中偷些材料,算做自己的东西。我们同屋的做过伪满经济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振,伪满的上将军区司令老佑,他俩常说日本人的事,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们旁边,拿出本子来记,叫老振看出来了,问:“老溥,你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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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14 “不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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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16 “得啦,你把我们闲扯的闲话记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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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18 “随便写写,随便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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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20 我收起本子来,装作干别的事,却竖着耳朵继续注意着他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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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22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你检举的这一条:在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寇一年掠去六百万吨粮食,说得不具体,现在说说你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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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24 我张口结舌了。我没办法具体,因为老振和老佑扯得本来就不具体。我对讯问员乱七八糟地解释了一顿。赵讯问员听了直摇头:“你的根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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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26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得老实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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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28 “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说呢?无论对人对己,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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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30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三分之一的严肃的青年人,没有话说。我回到监房,和每次一样,赶紧写坦白和检举材料。正写着,伪满经济大臣老振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十分感慨地说:“我告诉你们,瞎讲可是没用的。我刚才对讯问员说了日本人从东北每年抢去多少钢铁。他一声不响,给我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算一算,这个数字需要多少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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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32 听了他的话,我又在坦白和检举材料之外,另写了一份对自己不该道听途说的检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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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34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第一次访日时的情形。说到我和裕仁的母亲在一起的情形,他插问道:“你扶她的时候,是流了眼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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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36 “我不记得流过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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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38 “你对你的侄子秀山说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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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40 “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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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42 “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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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44 “不,不,还是让我想想。”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工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就承认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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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46 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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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48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们同屋老宪闹出的几场活剧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说罢就哭哭啼啼。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科长磕头。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地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致被杀。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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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53 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1705806304]
1705811254 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七、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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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56 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绢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以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做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我对祖国,只看做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到这正是以奶汁喂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亲。我为什么反复交代虐杀孤儿孙博元的事?是不是“东北的孤儿”这几个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我再三地交代,只不过是由于讯问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我绝没有想起瘦小的孙博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们的父母。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还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当时,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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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811258 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使我把这堆垃圾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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